“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埏埴”指揉和黏土，“为器”指制成陶器，《道德经》里的这句话，说的是陶瓷造物的原理，并通过制陶比喻“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哲理——陶器的实体（有）提供形式，其中空部分（无）才是实际功用所在。
陶瓷雕塑属于陶瓷艺术的重要分支。广义而言，一切“埏埴为器”的陶瓷造物过程均是陶瓷雕塑，但通常我们讲陶瓷雕塑时，指的是雕塑独立的、不具实际功用的陶瓷物体，或对有实际功用的陶瓷器体作雕塑装饰乃至象形器的塑造。不过，即便是一件纯粹、独立的陶瓷雕塑作品，虽无容器之盛装东西的“实用”，却有愉悦心性的“虚用”，于作者而言可以寄情遣兴，在观者而言可以赏艺陶情，也不能说无用，而是有着文化和审美功用。更何况，有时还有虚实难分之用，比如一件原始陶塑雕塑如果用于宗教崇拜或祭祀祈祷，其功用似乎就有些虚实难分。
在沿着中国陶瓷史的长河巡礼历代陶瓷雕塑艺术之前，之所以要围绕其功用做一番拗口的探讨，是因为与“用”相关的文化逻辑和美学原理在陶瓷雕塑中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启了“无所为而为”的陶的雕塑造物，成为“自己心灵的主宰”。
新石器时代是陶瓷雕塑的萌芽期。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仰韶、大汶口等遗址，均发现不少单纯的陶塑，比如塑人头像、人面、兽面及猪、狗、羊、鱼、鸟等动物；还有作为陶容器装饰的捏塑。其塑造手法原始，作品形态稚拙。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少女人首形彩陶瓶、嘉兴大坟遗址出土的灰陶人首瓶等，则开启了器用与塑像的结合之路。陕西太平庄出土的黑陶鹰尊，矫健威猛，可谓仿生杰作。此外，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红陶兽形壶、浙江河姆渡文化的灰陶阳圈线仿生壶等，都是集实用与象征于一体的仿生佳作。新石器时代的匠人通过简练的雕塑语言，将原始信仰、日常生活与审美意识融为一体，塑造出大量朴拙高古的陶塑作品，成为早期中华先民精神世界的实物见证。
夏商周陶塑艺术主要体现在陶器装饰及人物、动物塑像中。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出土的灰陶龟，生动塑造出龟的爬姿。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四面人头形陶器盖，设计怪异，或用于祭祀。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出土了跪坐陶人像及陶虎、陶羊等。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了战国虎头形陶水管，这种仿生化的建筑用陶，开创了陶瓷美化建筑的先河。
秦汉时期开创了陶瓷雕塑的新纪元。秦始皇陵数千件与真人真马同等高大的陶俑，展现出高超的写实能力，堪称世界雕塑艺术的奇葩。这些兵马俑的雕塑技法，主要是模塑成型、分段制作和细节刻绘。西汉陶俑延续秦代质朴写实的传统，但体量大幅缩小，题材有所扩展；东汉陶塑比西汉更加艺术化，陶俑更强调动态与神韵，比如四川出土的击鼓说唱俑的夸张诙谐与红陶舞女俑的优雅欢快，均令人难忘。汉代厚葬之风，催生了大量陶制建筑模型、生活场景、车马仪仗和各种动物。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汉彩绘陶翼兽，流露出浪漫主义的创作理念；成都出土的东汉彩绘陶神山西王母钱树座，呈现出清晰的叙事情节。东汉晚期，浙江上虞等地出现早期青瓷，开启了瓷塑的源流。
魏晋南北朝陶瓷雕塑在技术、题材和艺术表现上均有发展。此时因烧制技术的成熟，陶俑陶塑渐少而瓷俑瓷塑日盛。佛教的盛行，推动陶瓷雕塑出现佛教题材。东汉晚期出现的堆塑瓶（又称魂瓶），魏晋时期在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蔚然风行，展示了高超的立体构图能力，比如江苏金坛天玺元年墓出土的青瓷九层阁楼堆塑罐。
隋唐五代的陶瓷雕塑更加丰富多彩。从隋代起，白瓷雕塑以全新的视觉效果面世，比如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白瓷武士俑和白瓷黑彩侍吏俑。唐代青瓷雕塑一方面继承传统技艺，另一方面，造型从仿人物、动物之形拓展至仿植物之形，创造出葵瓣口盘、海棠式碗等新器型。唐代三彩釉陶塑以其丰富的题材、绚烂的釉色、饱满的造型、高超的写实、精微的刻画享誉世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五代白釉镂雕殿宇人物枕，造型罕见，独具匠心。
宋辽金时期陶瓷雕塑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宋代陶瓷雕塑以雅致精微著称，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定窑白釉孩儿枕以及河北磁县观台窑址出土的宋磁州窑白地黑花缠枝牡丹纹长颈花口瓶、河南清凉寺宋汝官窑址出土的素烧狮子圆雕立像、陕西邠县出土的宋耀州窑青釉刻花卉纹倒流壶、江苏常州出土的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彩绘观音坐像等，共同展现出宋代陶瓷雕塑的美学高度。辽代陶瓷继承唐传统、吸收宋文化，形成了一定的民族风格，其陶瓷雕塑以佛教题材造像最为卓越。金代陶瓷技艺则在沿袭北宋旧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创烧出釉上红绿彩，显著增强了陶瓷塑像的艺术感染力。宋辽金时期，砖雕和陶瓷建筑构件十分发达。建于北宋的开封“铁塔”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琉璃砖塔，其造型挺拔，装饰瑰丽，堪称中国陶瓷雕塑的翘楚。
元明清时期，通过技艺革新、文化融合，陶瓷雕塑铸就造物美学的东方典范。
元代景德镇陶瓷雕塑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兼容多元文化，形成质朴雄浑与繁缛精致并存的独特风格，比如安徽岳西司空村出土的元青白釉镂雕戏台人物枕、景德镇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堆塑戏楼谷仓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精品。元代龙泉窑同样既有气势雄伟的雕塑大件，也有精致秀美的珍品小件。尽管元代全国瓷业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但北方诸窑仍在延续生产，北方的陶瓷雕塑亦有可观之作。
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制瓷技艺精湛，釉色、彩绘丰富，陶瓷雕塑呈现出若干特点：作品釉彩装饰鲜艳华丽，使人感到重釉彩而轻雕塑；独立的雕塑少，“附丽”的饰器多，比如各种兽形钮、耳、柄、足和象形器；人物雕塑以佛教、道教题材为多，比如佛、菩萨、罗汉造像，三清、八仙、福禄寿星、财神造像；置地大作少，案几摆件和清玩小件多，比如各式文房器具、禽兽瓜瓠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明弘治素三彩佛陀涅槃及弟子群雕像，就是明代景德镇窑瓷塑的杰作。明清德化窑白瓷雕塑工艺精湛，驰名中外；瓷塑艺术大师何朝宗，塑像深富神韵，将白瓷雕塑艺术推向高峰。此外，宜兴窑富有文人气息，石湾窑富有民间气息，各具特色、各有擅胜。明清时期还盛行建筑琉璃雕塑和砖雕装饰，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古建遗存，比如明代大同九龙壁、清代紫禁城宁寿宫九龙照壁等。
民国时，西方学院派雕塑传入中国，德化窑“何派”雕塑技艺传入景德镇，景德镇也逐渐成为全国陶瓷雕塑中心，一些名家瓷塑作品产生了国际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陶瓷雕塑迎来了更好发展，各个时期的新品、力作、大件甚至群雕不胜枚举。同时，德化窑、石湾窑、宜兴窑等地的陶瓷雕塑也都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纵观中国陶瓷雕塑的演进历程，如同一部五行熔铸的骄人史诗，呈现出鲜明的美学特征，诸如道器兼成、形神兼备、意趣兼妙、文质兼优、雅俗兼容、素彩兼胜、刚柔兼使、动静兼能等。当我们凝视这些跨越时空的陶瓷雕塑作品时，仿佛能感触到匠人指尖的温度和文明律动的脉搏，聆听到一个哲理的述说——经过智慧与烈焰的熔铸，不起眼的泥土，也可以成为标示文明高度的瑰宝。当下，中国陶瓷雕塑艺术正以其悠久的造物渊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美学风采，继续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焕发新生。
（作者系中国古陶瓷学会教育中心名誉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