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题材
跟大家聊一个有趣的看画经历：有一次，中国国家画院的一个研修班筹备结业展，请我们几个“老家伙”去把把关。有一幅画到现在我都印象非常深刻，那是一幅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通常应该具有非常壮阔的战争场面，虽然这位学员的画作中也有举着红旗冲锋、吹冲锋号的，有端着枪往前冲、射击的，有投手榴弹的，背后还有硝烟，但是他选择了装饰画的语言方式，造型非常优美，非常有装饰感，色彩也是粉红的、粉黄的、粉绿的，粉得近乎漂亮，尤其是背后那个硝烟，画得都像祥云一样，让人很难感受到战场的紧张与壮阔场景。
我告诉这个学员：你这幅画的绘画语言风格选择和主题表达是相悖的，给人以违和感。他不适合画战争题材，因为他的绘画语言风格装饰性很强，这种风格透出一种幸福、美好的感觉，他适合画一些年节、婚庆等非常幸福、祥和、温馨的题材。
我从这次经历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画家在题材的选择上不要太贪心，一个画家适合画一类题材，画家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能画。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一个画家的绘画语言风格会趋于相对个性化，笼统地说，一种类型是阳刚，一种类型是阴柔。当然阳刚又有很多不同的意象，像那种苦涩的、壮阔的、沉雄的、苍辣的……阴柔美再细分，有淡雅的、纤巧的、空灵的等。简单地说，在题材的选择上，画家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然后匹配以合适的笔墨。我们都知道卢沉和周思聪合作过一个系列作品叫《矿工图》，卢沉和周思聪的笔墨本身有一种苦涩感，使用了大量的干笔、皴擦，这种笔墨特别适合于画《矿工图》。通过反复皴擦的笔墨、反复积染形成的非常厚重的笔墨关系，很好地强化了压抑和苦难的情绪氛围，把伪满时期底层煤矿工人的苦难与抗争表现得非常充分。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矿工图》在题材选择和笔墨语言风格的匹配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其题材特别适合于笔墨的发挥，笔墨也成就了题材的表现。
再举个例子，著名的画家彭先诚先生。他是四川人，家乡生活环境中的那种灵秀之气，决定了他绘画题材的柔美，也成就了他笔下空灵、洒脱的气息。他不会去选择那种阳刚、苦涩的题材，而是一定要找到特别适合自己的笔墨方式。像《丽人行》，彭先诚先生反复画了很多遍，漂亮极了。他的代表作《春怨图》，笔墨语言和题材意蕴非常之契合。
笔墨在题材的主题表达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让笔墨的精神属性和我们选择的题材、画面的精神意象高度匹配是笔墨运用的一个基本原则。唯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笔墨的精神价值。
写意精神不败
近期，网络上弥漫着一种对写意画命运的焦灼情绪：对写意画的现状焦虑，为写意画的未来担忧。但当我们放开视野，多维度地了解写意画的历史沿革，多维度地理解、阐述写意画的精神实质时，我想，这种焦灼也好、担忧也好，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们知道，宋元的写意画和明清的写意画必然不是完全一样的，更不要说经过一百年来中国写意画的变革，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出现了现代水墨、当代水墨。客观说，现代水墨、当代水墨不也是写意画的一种延展吗？更何况由传统写意画所承载的自由、逍遥的艺术风神，绝尘避世的、特立独行的人格操守，不正是当代艺术创作最宝贵的精神诉求吗？
依我看，艺术的传承重在精神的延展。绘画样式的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目前人们焦虑的是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笔墨精神，是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等人那种大笔挥洒的写意画样式的式微。的确，这种写意画曾是中国画的主流，宋元明清一路走来高峰林立，但到了今天，它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占据主流了，似乎进入了一种“老龄化”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新形态的水墨画。我认为从精神传承的角度讲，写意画不但没有衰败，而且正以多样化的面貌延续其文脉、发展其传统。别谈“衰败”，我认为那不过是形式、样式的一种转换。文人写意画所承载的那种“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的精神，其本质是不以描摹自然为能事的、重在畅神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对今天的水墨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当前的油画、版画、雕塑乃至数码、影像等大量的新媒材、新形态的艺术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大可不必仅仅为了某种形态的写意画式微而感到焦虑，写意精神已在多样化的创作样态中延展。衰败的是躯壳，不败的是精神，写意精神一定会长久地、持续地影响着当代乃至未来的艺术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