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图（套色木刻版画）1947年 洪波
晋察冀时期的河北红色木刻艺术是在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艺术实践，由此形成了河北红色艺术的一些特色与亮点：既保持着燕赵传统文化中的质朴坚韧与顽强的生命力，又展现了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与现代性意识。简言之，晋察冀时期河北红色木刻艺术既具有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生产的普遍性，是近现代中国艺术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燕赵地域文化的体现，呈现出地方性、独异性。
晋察冀时期河北红色木刻艺术既与木刻版画本身的发展逻辑相关，又深受其所在的外在社会环境与文化场域的影响。在抗日烽火中所熔铸的晋察冀边区木刻艺术，就像一支支射向敌人的文化利箭，不仅是巩固和壮大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而且体现了特定时代艺术所具有的革命品格、民族精神和大众化形式，引领了解放区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并逐渐熔炼出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特征，彰显了燕赵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精神内核。
晋察冀时期河北新兴木刻版画体现了艺术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早就出现了碑刻的传拓技术，其基本原理与木刻版画基本无异。但是，木刻印刷术从清代中叶开始衰落，并传入到西方形成现代意义上画刻合一的木刻版画。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属于舶来品，尤其早期的木刻版画很多创作技法都是从德国和苏联学习来的，刻画出的人物也大多像是穿着中国衣服的外国人，这显然不利于文化宣传，也不利于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中国广大民众的欣赏和接受。而晋察冀边区的木刻艺术不仅取法西方，而且与河北民间的武强年画有机结合，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武强年画作为深具河北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地方艺术，一度成为我国民俗生活的“大观园”和展现我国农耕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根据毛泽东“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如沃渣、秦兆阳、江丰、彦涵、古元等很多木刻艺术家纷纷来到晋察冀边区与民间版画艺人一起，共同商讨、共同创作。他们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激情，用手中的画笔、刻刀做刀枪，有意识地将西方现代木刻与河北人民喜闻乐见的武强年画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创造出了丰硕的木刻艺术成果。其中，用新兴木刻的技法来刻画门神的形象就是木刻艺术民族化的一种尝试，抗战门神画《打日本救中国，除汉奸保国家》一时成为流行。
晋察冀时期河北新兴木刻版画体现了艺术的时代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当时由于战争各种物资匮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木刻版画大多是使用刻刀在木版等材料上直接刻画而成，方便就地取材。如果没有颜料，就选取带有色彩的矿物现场磨制。艺术家们在窘困的环境中自己动手，不断尝试多种手段，力求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好的艺术表现效果。因此，晋察冀新兴木刻版画在线条上往往具有坚硬、豪放、干脆、有力等特点，非常适合表现革命斗争的场景以及轰轰烈烈的抗战画面。木刻版画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复制，其方便、快捷的特点也更加适应战时的需要。华君武曾经在《抗战时期的漫画》一文中深情回忆了当时晋察冀边区木刻艺术的基本创作原则：“以最少的人力，最简单的工作方式，力求取得最佳的效果。”
晋察冀边区的新兴木刻艺术体现了力量之美和崇高之精神。晋察冀边区的新兴木刻版画除了少量套色木刻之外，多是以黑白为主的单色木刻。由于木刻在其画面中有大小粗细不一的线条，运用这些曲直坚柔的线条和其强烈的黑白对比的画面呈现的则是木刻版画艺术特殊的力量之美。刻刀在木版上的刻制能够在木版上留下类似于笔触的刻痕，这些刻痕通过拓印的方式转印到纸上就成为了印痕，而这些印痕正是构建绘画作品独特的视觉效果的艺术语言，这种以刀代笔的绘画技法不但彰显了木刻版画的独特性，而且体现了强劲的印痕之美和肌理之美，“刀味”与“木味”的结合能够极大地增强画面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使得木刻版画具有任何笔绘都不具备的独特“力量之美”。而木刻版画中的这种力量之美与当时抗战背景、全民同仇敌忾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相得益彰的。很多优秀的木刻作品，刀法健壮有力，黑白对比强烈，既热情澎湃，又刚韧秀劲，具有雄浑壮阔的阳刚之美。
河北红色木刻艺术以其特有的革命热情与爱国精神将传统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发展到极致，不断推动着河北人民在近现代的历史思想和启蒙状态下建构起新的河北艺术精神。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称这种兼具时代共性与地域特色的知识“深描”为多元主义的文化研究范式，它能够赋予人们一种地方性的心灵样式，由此形成该地方艺术的精神气象与审美特征。因此，晋察冀时期河北红色木刻艺术可以视为一种为民族生存和社会理想而展开的交织的繁荣与多元的革命艺术，它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以及政治性与艺术性、革命理论与审美实践的多重结合。
换言之，晋察冀时期的河北红色木刻艺术精神充溢着一般知识生产与地域文化的双重质素。在抗日民族救亡的时代洪流中，河北红色木刻艺术将慷慨悲歌的悲情文化转换为兼容古今、兼收中西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在战乱不稳、民族危亡的时代语境中，河北文化传统中的尚义、尚侠精神逐渐与家国情怀、民族大义融合在一起，并经过不断的战乱的洗礼而浴火重生，再次建构起其质朴刚健、慷慨壮美、开放多元的燕赵“新艺术精神”。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