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已十分深入，出版了大量相关的著作。据统计，唐代诗人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留下了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文佳句，而直接吟咏剡溪的就有三百多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而有趣的是，那些无法亲临剡县的诗人，他们也会以想象的方式“梦游”古剡溪，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最好的例证。“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这是何等的美妙，让人回味无穷。
那么，在唐代，是什么力量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诗人来当时的剡县？他们来做什么？
我认为，要解开唐代诗人纷至沓来的浙东唐诗之路之谜，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和书法地位的确立，激发唐人探秘古剡县的热情。萧翼赚《兰亭》的故事讲的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年）书写的《兰亭集序》真迹，到唐代时经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传给了袁姓僧人辩才。唐太宗十分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广为搜罗。当他知道辩才藏有稀世法帖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后，就派萧翼“微服”至越州，骗取了辩才藏的《兰亭集序》真迹。这个故事最早记载在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中，同时代的刘餗《隋唐嘉话》中也有记载；唐太宗时代的著名画家阎立本把它画成了画，广为传播。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唐太宗以近乎不道德的方式赚取了《兰亭集序》，使本来无人知晓的《兰亭集序》一夜成名，成为街头巷尾的饭后谈资，更是文人士大夫梦寐以求、难得一见的书法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没有哪个字帖有如《兰亭集序》那么多的摹本和拓本。
这是为什么呢？
旅法学者熊秉明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他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而《兰亭集序》正是这种“核心的核心”的代表。从轴心文明“超越突破”的理论讲，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礼崩乐坏”现象，实质上是与“周礼”相对应的“乐”的逐渐消亡。从“滥竽充数”的大型演奏场合的消失到戴逵“破琴”和陶渊明的“无弦琴”，意味着“乐”逐渐丧失其在上流社会中的正当性地位而走向民间。从身份上看，从唐代起，从事音乐的人多是教坊中人或流落街头的卖艺人。而从宋代起，文人士大夫成为书画家的主体力量，这意味着书法、绘画取代音乐而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到唐代，在唐太宗的推动下，《兰亭集序》成为“天下行书第一”，王羲之被尊称为“书圣”，书法成为唐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与之相对应，在唐人“边塞”观念下，探寻远在越州的王羲之书法之谜成为唐代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唐代诗人都会去剡县的重要原因，李白因无法亲往而以“梦游”形式实现这种梦想。
二、以戴逵为中心的隐逸文化的张扬。戴逵为后世人所熟知是因为记载在《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到唐代，“雪夜访戴”已成为唐代诗歌中使用频次较高的一个典故。在李白的诗中，涉及“雪夜访戴”典故的就有18次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唐人对于戴逵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王子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迷恋。青山行不尽，雪夜景更美。王子猷从山阴到剡溪的一夜水路，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之地，引发了唐人的无尽遐思。“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既是自然风光的描述，更是儒家式的积极进取的出世心态的写照；而在剡溪入口处的谢安隐居地“东山”，可以看作是仕与隐的交汇之地；过了东山进入剡县则进入隐逸之地，王羲之、戴逵的后半生都隐居在剡县。在隐（“不中则寄食僧寺，取径终南”）与仕（“中式则上书权门，苦求官禄”）剧烈交锋的唐代，古剡县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成了唐代诗人最理想的漫游之地，剡溪水路则是诗人们最为向往和期待的行程。
对于唐人来说，剡溪之行既是对越州自然风光的观赏，也是对典型隐逸文化的体验，更是对以书法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思考。因此，放棹剡溪，体验剡溪两岸宜人的风光和独特的宜居环境，是唐人梦寐以求的向往。
近年来，嵊州市致力于打造王羲之、戴逵的“二圣文化”，开发“二圣文化”，是有其实际意义的。而随着嵊新高铁的开通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在嵊州越剧和嵊州美食的加持下，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探寻古剡县文化的热潮。
张东华（绍兴市文化特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