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伊始，雕塑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下，苏联集严谨性造型训练与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于一体的优势，恰切我们的创作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美术界曾对所谓“苏派”的契斯恰科夫教学法进行过情绪大于理性的批判，但我认为苏联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强调本质，注重对于对象的理解、结构的严谨以及空间的认知，有其科学的一面。
1983年，我作为文化部雕塑考察组成员，对苏联众多城市雕塑及列宾美院教学进行了全面考察，这次考察重启了对苏联雕塑艺术与教学方法生成的审视。此后，随着又一批青年公派留苏学习和库巴索夫城雕高研班的举办，教学上进一步捋顺了习作与创作的关系。这些工作推动了我国城市雕塑近二十年的繁荣。
“求新”“求变”似乎是现代艺术的追求。然而，“新”和“变”在雕塑基础教学中应辩证地看待。1988年我任雕塑系主任，日常教学秩序与工作室制度趋于平稳和完备。我们结合自身体会，认为认真抓基础教学，尊重自然、研究自然，继承前辈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规律，才能夯实基础，而简单地否定，只会自乱阵脚。
创作上则力求创新。雕塑系历来在创作教学上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通过个人的艺术实践掌握属于雕塑创作的知识与技能；二是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基础上作出独创性的突破，将艺术表达寓于创作之中。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生的视野日益开阔，创作方式和观点呈积极态势，但创作中偶有对雕塑本体偏离的极端现象。我们敏锐地洞察出基础教学与现代艺术的矛盾症结所在，并没有粗暴地干预学生的创作兴趣，而在教学中进一步强调扎实的造型基础，才是解决此问题的“良剂”。由此培养出一批兼具传统造型功夫与现代艺术创作意识的雕塑先锋人才。
邵大箴有言：“雕塑艺术要坚持自身的特征，以在空间中的立体造型发挥其语言优势，而不应该以丧失本体特征为代价去求新求变。”换言之，在历经“基础”到“观念”的关注转移过程中，需时刻警惕：艺术形式虽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但不可盲从于他者。以扎实迈向多元，秉持文化自觉，创新发展当代人的审美意识与观念，应是我们遵守的首要目标。
曹春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雕塑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