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不等同于写字，这一点大概没有疑义。
但书法是不是一门“艺术”呢？多年前的“艺术书法”与“书法艺术”之争，现在看来有点大学生辩论赛的味道，而辩论双方似乎都毫不犹豫地将这两个事物串联在一起。
“艺术”又是什么？它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艺”，是不是同一回事呢？可以肯定，所有那些古代书法家们是不知道“艺术”这个舶来词汇的。
在一向重视书法教育的中国美术学院，我们听到了两位知名教授关于书法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定义——
章祖安教授曰，“书法是个性化的生命元气有节律之鼓荡与奋发。”
邱振中教授曰，“书法是徒手线条连续运动中的空间分割。”
有意思的是，章祖安据说是个太极拳高手，对太极理论研究有年，并自言“拳理通于书理也”。而邱振中的可爱之处在于，他试图用数学和物理学来对书法进行“彻底”的分析。他甚至说：“可以设想，有一天，当我们某些艺术见解发生分歧的时候，能够用计算来代替争论。”
当人工智能“阿尔法狗”第一次击垮围棋世界冠军时，相信许多人与笔者一样，有那么一瞬间动摇了我们对那些“气”呀、“道 ”呀，包括所谓“模糊思维”的信仰。
然而，艺术与审美，毕竟不同于只需分出胜负的竞技。
有人说，中国原有的传统艺术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当代化”，只剩下书法这个最后的堡垒。那么，所谓的“当代化”是否只是“西方化”？为什么书法会成为“最后的堡垒”？不能被消化的究竟是糟粕，还是精华？
书法之所以成为“最后的堡垒”，原因可能有两条，其一是西方艺术中找不到与书法相对应的门类，也就缺乏“借壳上市”所需要的“模式和系统”；其二，书法最靠近“形而上”，是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因而最难被“消化”。
2007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公凯在接受《中国书画》访问时，认为中国画引进素描教学是一个误区。这是笔者所知的，第一次由美术教育权威人士对此提出正式而深入的反省。潘公凯说，“素描的体系与中国画以笔墨为基本造型的体系是格格不入的，体系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一点在以往几十年中，一直不被重视，准确地说是不懂——不懂中国画体系和西方绘画体系内在结构的差异。”
素描无辜。问题在于由美术“科举”的强制性力量造成的单向性“素描思维”，与中国画赖以生长的传统文化背景的脱节。
创造了山水画巅峰之作的董、巨、李、范、黄、王、倪、吴，他们学过素描吗？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微醺之际物我两忘，用蚕茧纸、鼠须笔逞兴写下《兰亭叙》的王羲之，脑袋里装的是“空间分割”和“计算”吗？
岂止书画？
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学问与艺术，经历了同样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现代西学的思维方式、知识系统对中国传统知识谱系的全面“解读”、“重构”和替换。
东西方文化，在认知世界的角度上、在文化构成的模式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则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并不具备对话的平等基础。所谓的文化“融合”，实际上是以西学附会中学，把传统分解后强行塞入西学的“框架”，套用西方学术的范式来看待和整理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这种表面化的附会与强硬式的“整理”，看似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久之反而令国人对传统更加陌生疏远，乃至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文化的能力。
所以，从西医的角度出发，中医不过是一种“土著医学”。这正是引起关于“废除中医”的多次论争的深层原因。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中国“哲学”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冯友兰先生也曾坦言“中国无哲学”，因为这个“哲学”事实上就是套用西方的概念。
古人云：“圆凿而方枘兮，吾知其龃龉而难入。”
中国文化面临的历史性命题，不是迫不及待的“国际化”和“当代化”，也不是搜罗、包装和叫卖自家的“土特产”。而是对传统精神资源内核的重新发现，并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达到与现代性的接榫。
至于无法回避的文化融合进程，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个思想家，放眼今后世界，如果把中国传统整个否定掉，那他的问题便简单多了。如果把中国文明放进去，算一份，那他的问题就复杂到无以复加了。”这样一个多重文化汇流的新的文化运动，乃是“五百年大计”，“不是一两个天生圣哲，甚或三两代孝子贤孙所可完工的”。
今天，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圆凿方枘”的百年误区，把传统从西学的“牢笼”中解救出来，把传统还给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