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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四年”是这块碑文开头的四个字，它 告诉我们刻碑的时间是公元117年。在东汉 众多的、以隶书为主的碑刻中它显得很特别，那 就是以隶书的方法来写篆书。东汉已不是篆、隶书体的转变阶段，所以这种特征与秦隶中夹杂篆体是两回事。只要看一看《祀三公山碑》上时有在横画的末尾装上一个“现代”的波挑捺脚，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它如何尽力写成篆书的结构，终究打上了隶书时代的烙印。
《祀三公山碑》行间茂密，大小穿插，长短变化，由于行距相等而字距不等，因此具有变化中的整齐美。在单字的结构上它也不同一般，部首的组合，常常超越了常规，出人意料地夸大某一个局部，使许多字展现出一种拙笨的动态，形成了独特的风采。
在汉代的篆书中风格与它比较接近的还有《汉嵩山少室神道阙》，《王莽新嘉量》、《嵩山开母庙石阙》，以及碑的篆额，汉瓦当文，汉砖文等。这里刊出的《汉单于和亲方砖》结体古朴，也属汉篆中的佳作，这种平正方直的汉篆在汉又称缪篆，汉印中的文字亦包括在缪篆之中，因此《汉祀三公山碑》自出土以来，和其他汉代篆书的资料一起一直被篆刻家视为学习的典范。
《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清翁方纲考为东汉元初四年（117年）作。该碑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为元氏县令王治岐在元氏县城外访得，现存元氏县西北封龙山下。清王昶《金石萃编》记该碑：“碑高六尺九寸五分，广二尺五寸”。山东滕县曾有翻刻本，上海艺苑真赏社有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篆隶》（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俱收入此碑。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杨守敬《平碑记》评价此碑：“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
《祀三公山碑》以方笔写篆书，开篆法用笔新境界。历来作篆皆尚中锋圆笔，求其浑雄婉通；作隶用方笔，取其峻利茂密。《祀三公山碑》起笔方截，尤显古拙生辣。转折处方圆兼用，小者用圆，大者用方，别开生面地展现了一种生涩峭厉的篆书体例。与用方重之笔相吻合的是，《祀三公山碑》在结字上一改篆书纵向延伸、修长的特征，易之以方折、紧敛的结字方法。这种以方为体的篆书结字形式，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显得宽绰雄强、稳重方博，呈现出一种宽宏浩大的气象，集合了瓦当文字与汉印文字的装饰之美。不同的是，瓦当文字与汉印文字是少数字派，而《祀三公山碑》则是一篇缜密绵长的文字巨作。字形虽方整，收笔处往往左右分开，造成横向开张之势，通过对弧形圆线的巧妙运用，将“蜾扁与缪篆相糅合”，浑穆中更显灵巧生动，让人觉得在方整的结体中仍荡漾着勃勃生机。
《祀三公山碑》章法独特，其虽产生于篆书和隶书十分成熟的年代，但其不囿陈规，未入流俗，大胆尝试极富新意的笔法与字法，构建宏大的章法，打破了结字惯常的对称和均衡，注意字形正侧、大小、疏密、虚实的对比，强调字形结体的自由与纵横观照，从局部到整体、从单纯到复杂，最终回归质朴之境，大大提高了全碑的视觉表现力和艺术魅力。同时，此碑字态拙朴无华，生涩的用笔结字透出冷峻肃穆的气息，使通篇格调更显古茂拙朴。在敛纵随心、纵横开合的挥洒中，有卓尔不群的艺术风采。如“年、山、陇、神、降、郭、公、令、大”等字，忽敛忽纵，每于环转扁方中以浑凝生动的笔线营造出万千气象，铸就此碑深邃悠远而又古劲烂漫的崇高意境，这是临习中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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