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潘玉良这个名字，也许最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便是巨星巩俐在《画魂》这部电影中所饰演的“潘玉良”的形象，她穷苦贫寒的出身、波折传奇的经历以及杰出盖世的才华都让人们深深记住了她的故事。
潘玉良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女性艺术家，也是较早走出国门、学习西画且卓有成就的中国女画家，她与孙多慈、陆小曼、关紫兰一同被誉为民国四大女画家。她曾为芜湖妓女，后被丈夫潘赞化赎身；1921年考取官费赴法留学，先后进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进修，与徐悲鸿为同学；1923年又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其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1929年归国，曾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37年后一直旅居巴黎，曾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次参加法、英、德、日及瑞士等国画展，成就颇丰。
从妓妾到绘画巨匠，也许正是她惊世骇俗的人生经历成就了她的艺术辉煌。
潘赞化的“救赎”：收获爱情走上艺术之路
潘玉良本名张玉良，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她童年不幸，很小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被送到舅舅家抚养。当她长到14岁时被舅舅卖进了妓院做雏妓，也就是在这个妓院她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恩人潘赞化。潘赞化当时是芜湖海关监督，相传他们结识是在一次宴席上，那时张玉良在酒席之上唱宋朝名妓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之后在张玉良几番试图自杀后被潘赞化所救，最终她也被潘赞化从妓院里赎出并娶为小妾，为表感激之情，婚后张玉良改名潘玉良。
婚后不久潘赞化和张玉良去了上海，也正是此时，潘玉良开始了她的艺术之路。潘赞化经常外出奔波，潘玉良有很多时候自己在家偷偷观摩当时在刘海粟的美专任教的邻居洪野做画，自己临摹，很快显露出绘画天赋。后来潘赞化在陈独秀等人的劝说下，1918年让潘玉良进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接受专业艺术教育，师从朱屺瞻、王济远学习油画。1921年她又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和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直至1923年，她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与徐悲鸿同窗。两年后，得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马蒂教授的赏识，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7年，潘玉良重返法国，再未回国，直到1977年在巴黎去世。
出于对潘赞化的感情，潘玉良其实出国后一直想着回去，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回去，到1960年潘赞化病逝，她也就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潘玉良在法国恪守了三条：不谈恋爱，不入法国籍，不和画廊签约－－她要忠于对潘赞化的感情，也忠于自己做为一个艺术家的独立性，虽然潘玉良之后又与王守义成为生活伴侣，不过一直没有正式结婚，直到她在法国病逝，她的心里也一直没有忘记潘赞化，她去世后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有两件东西，一个是嵌有她与潘赞化的照片鸡心首饰，另一个是当年她出国时潘赞化送给她的一块怀表。
也许是上天自有安排，若不是遇到了潘赞化，她不会走出妓院，更不会走上艺术之路。也因为潘对她的爱，她不得不客居他乡，无法触及的爱情，使她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将她浓浓的情感和独立坚强的思想都融入到了她的绘画世界中，因此她在绘画方面造诣颇深，对风景、人物、静物、雕塑、版画、国画等艺术题材均无所不精，尤其是油画更成为潘玉良的一个标志性画种，她将东西方艺术巧妙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她的画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毫不掩饰的情绪，她的豪放性格和艺术追求在她酣畅泼辣的笔触下和绚烂的色彩里展露无遗。潘玉良旅法40余年，最终客逝巴黎，却依然对祖国家人念念不忘，按其遗愿将4000余件作品捐赠给安徽博物院，把一颗游子的心安放回生她养她的家乡，获得魂归故里的圆满结局。
陈独秀鼎力相助潘玉良
人们熟知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伟人，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这位“五四”民主与科学运动的主将，曾经对妓女出身的画家潘玉良鼎力相助，不仅仅是出席潘玉良婚礼的唯一客人，而且亲自为潘玉良主婚，又亲自推荐潘玉良公费去法国深造，成为潘玉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陈独秀与潘赞化同是安徽人，曾一起办过报，两人因此结下深厚友谊。1913，陈独秀为潘赞化和潘玉良主持婚礼并担当主婚人，当时参加新婚宴席的宾客只有陈独秀夫妇两人。在了解了潘玉良的绘画天赋以后，又建议潘赞化送潘玉良去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此使潘玉良从此走上美术道路。当潘玉良因为在学校里受到一些旧派人物的讽刺打击的时候，陈独秀又建议潘赞化把她送到法国去学习，并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争取到公费留学的名额。几年以后，潘玉良留学归来成为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后，因出身微贱引发社会的偏见与非议。当时已经是国内政治领袖人物的陈独秀，毅然公开给她以鼎力支持。他在潘玉良于1937年绘的一幅《侧身背卧女人体》的白描上亲自题字：“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又在潘玉良同年创作的《俯首背女人体》作品上，以同样的字体题写：“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廿六年初夏独秀。”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接近一个世纪，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陈独秀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级的人物，一个教育思想界的泰斗级的人物，对于潘玉良能够给予这样的帮助，足见潘玉良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造诣。
潘玉良与张大千惺惺相惜的“姐弟情”
潘玉良与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友谊深厚，他们曾一起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一起在台湾举办画展，并多次互赠画作或合作绘画，前后交往达30多年。潘玉良比张大千大4岁，他们以“大千弟”、“玉良大姊”相称，情同姐弟。
1936年，张大千得到南京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及艺术系徐悲鸿主任的赏识，被聘为该系教员。那时，潘玉良也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因此二人认识。此后便交往密切，潘玉良非常推崇张大千，两人惺惺相惜。一次，潘玉良的画作在南京展出，第二天发现有多幅画被破坏，有的还写有“青楼女”等不干净的言语。张大千特作《墨荷图》相赠，寄寓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洁；1937年，潘玉良为参加巴黎的万国艺术博览会和筹办个人画展，第二次远赴欧洲时，她一直将这幅《墨荷图》挂在自己的卧室内；1956年5月，张大千应巴黎卢浮宫的邀请第一次赴巴黎举办画展，与当时已定居法国的“玉良大姊”挚友相逢，倍感亲切。张大千还为潘玉良的《豢猫图》题字，随后又绘制了一幅《白莲图》赠送给潘玉良；同年7月，潘玉良第一次赴英国伦敦举办画展，邀请张大千结伴而行，张大千为潘玉良画了幅国画《百感图》，这幅画现连同《墨荷图》均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1957年秋，张大千特约潘玉良携带20幅画一起赴台湾展出，他们还合作了一幅四尺整宣横幅《梅竹图》，令人叹为观止；1959年，法国巴黎大学把由它设置的多尔利奖奖给了潘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张大千获悉后，立即致信祝贺。不久，巴黎博物馆成立永久性中国画展览，潘玉良以“巴黎中国艺术学会会长”的身份邀请张大千携带12幅作品参加了开幕式。这次潘玉良精心为张大千雕塑了一尊铜质头像，将它命名为“张大千头像”。张大千非常满意，还捧抱着铜像一起拍照留念。
直到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逝世后，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有张大千写给她的许多信件，以及赠给她的国画《墨荷图》和画册等。同样，张大千逝世后，人们同样也在他的遗物中发现有潘玉良写给他的信件和馈赠给他的一些画作，此真可谓“艺坛知己，永不相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