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由于艺术市场的兴起，中国当代艺术由过去主要以艺术家和批评家为主体的单一发展链条被打破。资本的介入与市场的繁荣，加速了中国当代艺术生态链的整体发展，从而催生了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经纪人、收藏家和公众等共生的艺术生态链。这对当代艺术无疑是一个机遇，也将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市场的强大冲击，在当代艺术领域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使得艺术家往往脱离学术主体的评判，而依赖于市场的包装营销，由此也造成了当代艺术价值判断的模糊和当代艺术市场的无序。而批评家责任正是通过他们对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来影响市场走向，并对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和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做出学术认定，从而沟通创作、评判、欣赏与收藏各方，为收藏家提供有价值的收藏线索，以学术引领市场，建构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
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商业浪潮的席卷下，从一个政治社会迈向了商业社会。这种始料不及的社会的转型，使一向被政治意识所左右的中国人逐步转向了商业意识。商业的冲击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生存观念，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曾一向以清高为荣的艺术家们，现在也大都成了商业社会的顺民。艺术不再如以往那样崇高，被视为一种无价的纯精神载体，而是降格为可以换钱的商品。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形成一个无法抗拒的浪潮，几乎所有成名的、未成名的艺术家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市场还只青睐那些已故的或未故的中国画名家，那么，近两年，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的关注，这个转向，表明中国当代艺术的商业价值已开始被市场所认可。于是，一些艺术家被市场看好，转眼间成了商业社会的宠儿、投机者追逐的对象。而另一些艺术家由于市场的兴起使作品有了出路，从而程度不同地改善了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激活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不能不说是件好事。甚至可以说，市场的支持，是比任何其他的支持更为实惠、更为持久也更靠得住的支持，包括那些反对商业倾向的艺术家在内，市场的诱惑也在时时提醒他们不可放弃任何一个商业机会，在现代条件下，不与市场打交道的艺术家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能否对市场的诱导保持高度警惕，能否清醒地提防止自己游离学术轨道，落入市场的陷阱。
面对市场，不只艺术家，批评家也同样经受着考验。坦率讲，批评家、策展人多是一些不懂经济、缺少商业头脑的文化理想主义者。九十年代初，一些批评家曾热衷于参与艺术市场的创建工作，但却不切实际地急于把当代艺术推向市场，一厢情愿地将学术强加于市场，最终因为操作失控不得不放弃初衷。批评家与投资者常因相互求爱而结合，又因同床异梦而不欢而散。批评家在稳定市场秩序、给画家以学术定位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对于多数在商业上得宠的艺术家却不屑一顾。他们保持沉默也并非没有道理，那就是这些艺术家的艺术太顾及公众的趣味。由于批评家总是本能地关注那些独辟蹊径的和具有艺术史意义的艺术家，因而对于那些迎合公众趣味的商业倾向（不管它在商业上取得多大成功）均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来看，一个艺术家一旦为市场所趋，他所具有的开创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市场所需要的，就是不断重复自己。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艺术行为都难以避开商业的浸染，但真正的艺术创造的原始趋动力却是艺术家的内在需要而非市场需要，它绝对应该是非功利的。因此，就这个意义看，批评家永远不会成为市场的同路人。批评家虽然也非常希望那些精神漂泊、生活处于流浪状态的前卫艺术家能够在经济上得以改善，但是他们却不愿目睹这些艺术家变成市场的猎获对象。
艺术批评家和艺术策展人作为群体，应是学术的体现者。严格讲，他们的学术活动本应与市场无关，为了保持学术的纯正和独立，他们必须警惕来自商业的侵蚀和政治的掌控。然而在中国，学术活动最大的难题是，还没有基金会这样不求回报、不干预学术的经济后援。任何艺术投资，都要求以回报作为其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策展人就不得不对一定程度的市场操作做出妥协。但这种妥协一定是有原则的妥协，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既定的，那就是要让市场逐渐理解、适应和接受我们的学术判断，以实现我们的学术目标。虽然这样一些想法也还只是批评家的良好愿望，虽然我们的学术努力在市场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在今天，多数学术活动还仍然不得不拖着一个商业的尾巴，但批评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学术使命，他们仍会继续努力，直到真正影响市场。
市场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批评家，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因此在今天，批评家不仅要以批评见证艺术、还要承担起以学术引领市场、提升艺术市场和艺术收藏的品质的重任，这是一项非常富有建设意义的工作。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批评家们已经在不间断地在此方面做出努力和尝试。在艺术市场日益繁荣的当代，如何将批评的独立性、严肃性与市场操作的规范性结合起来，如何使中国当代艺术在创造、欣赏、收藏和研究诸方面逐步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之中，依然是批评家面对的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