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雕塑中国”的展览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一次创作回顾展，从1918年建校到现在差不多有一百年，也相当于是对中国现当代雕塑史流变过程的一个回顾，而您，作为雕塑系的老师，同时又是当代雕塑艺术家，从您的角度，是怎样去看待这样一个大型的历史性回顾展?
于凡：这是一个好的契机，央美艺术中心提供场地和资金，雕塑系借此机会举办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梳理一下中国雕塑的历史，还配合有展览的系列讲座，我也主持了由刘礼宾老师主讲的第一场讲座，我觉得这样对学生、对老师都有好处。央美是怎么来的?雕塑的概念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学术上，这个展览都可以引发人们思考。其实每位雕塑家在历史格局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位置，我觉得对雕塑家、对学生来说能够看清这个位置，明白他的分量，自然会有一种责任心在里面，我觉得特别有必要。
记者：近年来关注这种雕塑的大型展览、大型回顾展比较多，你们觉得这次雕塑回顾展的特点是什么?
于凡：我觉得是完整。基本上每位美院毕业的，不管成就如何，基本都邀请了。相对而言是较为全面的。
记者：但是组委会挑选作品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毕竟毕业的学生也很多。
于凡：尽量都联系，我们不选人，作为晚辈来说，去选前辈这个不可能。而且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完整。比我们晚的年轻人也是这样，我们都邀请了，都可以来参加。社会上的展览需要考量到方方面面，很难做到全面，而我们这次是纯粹学术性展览，和经济也不挂钩，所以我们做得还是非常全面的。
记者：这次展览它希望讨论的问题是雕塑之于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展览前言里，刘礼宾老师就谈及了这个问题。
于凡：刘礼宾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民国雕塑。我觉得写得挺好，找了许多史料。他一直没有得出结论来，就是因为雕塑一直没有独立成为一个专门的艺术，像绘画一样摆脱社会、摆脱周围的大环境。之后的雕塑也一直没有完全独立起来，从民国雕塑之后就做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的塑像，然后做英雄、做工农兵。雕塑一直没有清醒地像绘画一样，绘画很独立，有一套自己的审美体系、表达语言。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好像都有欠缺。到了现代，我们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雕塑作为一门艺术，它是不是也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周六的雕塑之夜，辛云鹏的发言：“雕塑可以不为谁服务，它就是呈现雕塑本身。”它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雕塑也许不是服务，但是需要参与到整个文化界中来。整个展览至少引发了一些人的思考。我认为更应该去考虑雕塑本体的东西。
记者：我们中国现代雕塑的起步是从西方那里学习和汲取营养的。比如一些西方多样化的语言方式、风格等，可以说我们对待西方艺术的态度一直都比较开放，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呈现出从语言、观念、材料、技术等方面也很成熟的状态，我们现在该怎样处理跟西方雕塑艺术的关系?
于凡：现在还不够。首先雕塑概念是外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具象雕塑，学校教学这套基本都是从法国开始引入，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因为中国的本土雕塑没有这个概念，一直是为陵墓或者是殉葬所塑，都是服务型的，它在艺术上的意义是后来赋予的。在中国古代，没有雕塑的理论，也没有艺术家留下名来。雕塑，一直是匠人做的事。所以这时候我们说用本土的文化和西方的雕塑抗衡，就好像不是一个概念。西方的雕塑艺术作为门类之一发展过来，它的脉络是清晰的，而我们现在也必须建立起一种线索，从文化领域上，从审美上，从哲学渊源等根本问题上给雕塑一个东方的定义。西方的雕塑现在在改变，改变从希腊传下来的那种具象艺术，我们现在也跟着它走，这会有一种误区，就是我们一直在追随，从未独立行走。
记者：我觉得现在我们自己本土的雕塑艺术家，他们在与西方艺术、中国传统艺术关系的处理上，可能是有共同话题的。
于凡：我觉得艺术的发展，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展览，会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无奈。每个艺术家都要承担这种无奈。因为，每发展到一个阶段，这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也许你很杰出，但是没有办法。我认为我们现在也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去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像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我的个展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找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发展绝不是靠西方的认同，而是我们自己把这事重视起来，自己认同自己才行。如果抛开传统不说，就急于求新，这样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基础不牢，根不稳，在理论上很难去阐述，因为不知道该从哪个系统往前走。而西方艺术是一代一代累积起来的，他们的艺术是有迹可循的，特别是当代艺术。所以我们要先找到属于自己的体系，从根出发，然后才能往前走，但是你能走多远还不知道。刚才说到处在这个时代、这个阶段，会有一种无奈。没有办法，但是必须要面对，而不是说不管它。特别在学院里，我觉得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如果在社会上可以不管，可以做自己事情，但在学院里，从事教学，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记者：中国有着特别古老的雕塑，也有它自己的体系。虽然可能也是服务性的，如陵墓。但是在中国雕塑的发展中，也不断有艺术家希望能够与现代艺术结合，因为您之前也谈到说自己从中国传统雕塑吸取了很多的营养，但是又是学西方写实雕塑出身的，您觉得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学习效仿的过程后，是否应该经常回望我们自己的传统，现在对中国传统雕塑的研究、发展依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于凡：我说过从传统里面吸取了很多的东西，我说的并不完全是传统雕塑的形式，而是从传统文化里找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精神、宗教、哲学、诗歌、绘画等。我从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因为只有找到那个，才可以找到传统文化和审美的源头。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在美术上，西方它是以模仿开始的。模仿现实，它要展示的是有多强的能力去模仿。而我们的审美体系一直是“造物”，就像我们一直叫造型学院。不论做什么雕塑，都是围绕“造”字来做的。另外再从文化上、哲学上来说，其实东方的艺术不太显露作者本身的能力，就像修行似的，它展示的是修行的境界，这在根本上和西方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寻找、要学习的可能是这个东西。但是因为雕塑是个舶来的概念，所以我们没法忽视，特别是现在的教学体系，还是从模仿做起。我觉得其实也未必是坏事，但是必须要从这个基础往上去提高。而中国艺术好像很难教，因为教完了技术之后，还必须告诉学生“道”在什么地方。
记者：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越界，雕塑与装置、建筑甚至是多媒体和现成物之间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您觉得雕塑的分界还应该存在吗?如果需要，那雕塑所存在的根本是什么?
于凡：我觉得不需要把自己固守在一个界里，但是你首先该知道界在哪，然后再选择在界内还是越界。大家现在都喜欢说越界或者跨界，但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庸俗的词，感觉挺时髦，好像越了界之后就有了新的东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记者：对于雕塑公共性的讨论一直不断，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对于城市雕塑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一件成功的公共雕塑会成就一个城市、一代人的精神记忆，当非常个体化的艺术创作担负起社会、城市的责任，艺术家该怎么做?
于凡：艺术家把个人性的东西放到城市里面，需要看一个城市整体的文化水平可不可以接受，观众是有发言权的。我觉得最好的公共作品，像美国一些公共艺术，其实他们都考虑了公共性。当艺术家脑子里有公共性的时候，才可以去做公共艺术，而不只是很简单的个人化的东西拿出去放在公共环境里，强迫人们接受。像我之前举例了一些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诺古齐在底特律的多吉喷泉，他们都有考虑到公共性。观众会觉得他是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非常个人化的。表达私人情感的东西不能强迫叫公共艺术。一个人在世上，不论做什么事要考虑到别人，艺术家也一样。你要考虑它是给别人欣赏，给别人做的。
记者：好的，感谢您接受此次的采访，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