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正是大地苏醒，万物更新，百花吐芳的时节。我们在广西迎来了“南风薰——金陵九人水墨艺术展”。这个展览邀请了九位在当今中国水墨画坛富有实力的南京中青年画家，其中涉及人物、山水、花鸟。可以说，他们的艺术代表了中国当代水墨画的基本趋向。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就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不同的艺术着眼点所带给我们的清新的气息。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明清及之前相当一段时间里，南京话一直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被广泛使用，甚至南京话还在这时作为“官话”和“正语”为日本、朝鲜等地以及西方传教士所使用。由此体现出南京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力。这也为明清之际“金陵画派”的出场奠定了基础。“金陵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因为它有统一的风格和画派纲领，而在于这些画家都有着特立独创的精神以及自我修复的能力。他们凭藉这种精神和能力而为中国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可能。其影响直至当代。正是这种精神与能力在20世纪下半叶再次催生了“新金陵画派”的产生。“新金陵画派”给南京画家留下了这样的遗产：持守而通变的精神。这种精神赋予南京画家一种特有的气质，变通而不逾矩。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艺术个性，而且显露出其在对传统的理解与把握上的灵活性。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水墨画受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冲击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变化有时是根本性的，即从观察到造型、空间以致审美等方面，都被彻底地改造为西方模式。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历史趋势所致，另一方面也涉及不同时期的选择。辩证地说，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两面性：它在带来中国画危机的同时也赋予艺术家以新的视野和选择。我们在此次展出的九人作品中看到，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花鸟，尽管其趣味和追求不同，但他们都以其当代意识而赋予其作品以崭新的面貌。
人物画是20世纪以来中国画变革的主要方向，但其难度也最大。其难点在于，中国画如何在中西之间找到一个恰切的结合点，但又同时不失其本质——这也是山水和花鸟画必须面对的问题。人们为此进行了各种探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直到今天，在吸纳各种探索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水墨人物画开始逐步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开始与个人的当下体验相结合，使之具有了一种当下性经验和图式。在这次展览中的三位人物画家中，崔进和张正民尽管其作品一简一繁，笔墨一枯一润，造型一古一今，趣味一雅一俗，但都已走出传统的羁绊而具有了当下的意义。而石晓的作品将装饰性与绘画性相结合，人物与景色和花鸟相融汇，营造出一种迷离而梦幻的意境。这种综合性与不确定性正是当下情境的真实体现。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山水画家张兴来和崔见的作品中。二位画家风格迥异，趣味相左，代表着截然不同的艺术指向。张兴来的作品恬淡而优雅，充满文人之气，而崔见的作品则逡巡于花鸟与山水之间，疏放而野逸。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沉浸在绘画之中，但也不失其对当下体验的真切感受。尽管花鸟画在南京画坛并不占据优势，但此展中的四位花鸟画家却占据了多数，这也表现出花鸟画在南京的新势头，但更可以让我们看到花鸟画经过一个世纪，特别是近30年来的发展在今天的新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造型的丰富性和多向性、意境的模糊性与多义性等方面，还展现出一种文化阐释的魅力：雷苗的超现实性、叶烂的放纵不羁、赵治平的绚烂与神秘、高德兴的疏离与繁复，尽管表现各自不同，但都将其个性与当下体验相结合，给予人们审美和思考的延伸。
江南的春风飘向春季的南国，在细雨润物之中期待着繁花似锦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