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我国绘画之影响

禅宗对我国绘画之影响 佛法东被，给中华民族增加一份坚强无比的活力。这在民族生活的各方面皆表现得异常明显，而于绘画一途，尤其彰著。佛教未至前，国人在绘事上的成就，本已相当卓越，充分显示出我民族优异的资质，但究未完全脱尽原始的简拙气象，迄至西汉末叶，佛教的理论及其艺术，经过匈奴、龟玆、大月氏等国人士之手，传到我国，国人始见到一种崭新的绘画风格，立刻生起一种惊异的爱好，初时欣赏其作品，继而模拟其格调，终至创出一种超越东西的新画法，在我国绘画史上开拓出一段辉煌光耀的时代。 　　起初，从东汉至六朝这五百年间，是刘虬、生公、傅翕、智者诸师以其超绝的智慧与德行，阐发大乘奥义的时期，也正是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宗少文等人在画坛上擅扬的时期。顾恺之成就卓著，掩尽前人，或谓其画“虽写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于画图间求”。张僧繇则创没骨笔法，令世人耳目一新，影响后世极钜。陆探微则变古体而开新法，号称“包前孕后，古今独步。”而宗少文则博学多才，遍通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诸法，为后世开拓出一片广大的画学领域，并首先把画理出之于笔，以飨后人。此四人在画坛的成就，一如生公智者在佛学上的成就，性质相同，意义相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四人都对佛法有相当虔诚的信仰与深入的了解，他们皆喜与高僧交往，并经常为佛寺绘画以作功德，由此不难想像出佛法对其思想影响的程度，只不过未足与后世画家比拟，称之为“墨戏”、“画禅”之先河，当无不可。 　　迨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天下晏然，万机之余，留心佛法，优礼俊哲，庄严寺宇，无不悉心竭力以赴，因此为佛教创建一适合长足进展的良好环境，天台宗学遂得风行全国，如来禅法一时成为国人企圣入道的不二法门。数十年后，唐太宗、高宗父子继起，成贞观永徽之治，盛平景象，更过前朝，智能之士，不以渐进为足，于是黄梅凭茂，禅徒云集，思入祖师之堂奥，直叩大觉之源头，一时英才之众，成就之伟，风靡之广，佛图澄后，尤为第一。武后时，他们师弟所传之不立文字，不落言诠，以心印心，直溯觉源之祖师禅法，顿悟法门，广得国人的尊重与爱好，被视见性成佛的不二法门，被推为济人度世的最上乘法。举国之人，趋之若骛，虽妇人孺子，也不甘落后。于是牛头、玉泉、曹溪、南岳，联炬烛耀，光被南天，佛教至此，可谓已届全盛之局。 　　有一事于此应特别一提，即武后因慕五祖高弟神秀禅师之名，遣使礼迎入都，并亲率中宗、睿宗，郊迎跪接，封为国师，供养大内。因此朝野士夫，莫不视之如圣如佛，每遇说法，座下恒聚数万听众，时彦士髦，皆以能预其列为荣幸，诗人如杜甫之辈，文土若张说之流，均依其开示，修习定业。后秀公圆寂，塔于北原，送殡之众，数百千万，都邑为之顷动，史家叹为希有。　　未几，六祖慧能也灭于岭南，其入室弟子荷泽神会，飞锡北上，要为天下辩白是非曲直，指摘秀公所传禅法，非最上乘，佛祖心印，在于曹溪。开元中，在相台与远法师大事诤辩，三接三胜，四众称赞，由是北地始闻曹溪法要。不幸政治势力忽然从中干预，荷泽被流系南阳，再徙均部，转置蜀中，前后二十余年，丧失自由。然会公志誓刚烈，不为物屈，虽在看管中，仍说法授徒，作育后进。放正直人士莫不景仰，有负岌相从，不辞千里者。后安史乱起，肃宗为延揽英俊，收拾人心，始赦之召返洛阳，命彼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充军实。乱平，为造荷泽寺以供养之。此时神秀门下，福、寂二师，相继入灭，天下学禅之士，遂尽归荷泽，一时有七祖之称。 　　这股汹涌澎湃的禅学洪流，冲击到画坛，产生了一位划时代的名家；即首创泼墨山水的王维。王维，号摩诘，太原人，家世信佛，第开元进土，入宦后，公余辄至增舍论道，会历干秀、寂、福、会诸师法席，听取心要，如法修持，后预知时至，安坐而终。因有这般工夫，故其诗章，淡远空灵，禅机悟境，每流露于字里行间。又善绘山水，变钩研之法，始用渲淡，著山水诀一篇，以明画理，其警句有“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之语。曾作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与常见景物不同。又作花卉，不问四时，以挑杏芙蓉莲花，同入一幅。论者谓之“意在尘外，怪生笔端”。“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回得天机，此难与俗人论也。”苏东坡也谓“细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细观其画，画中有诗。”我们揣摩其诗中之画，画中之诗，非他，禅境耳。摩诘即秉此得之于禅宗的影响，为画家开一新境界，后世因而尊之为南宗始祖，文人画的开创者。 　　王摩诘以其心法传之于张璪（zǎo）、王墨。璪，吴人，有盛名于时。或问所受，答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者谓其画：“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这便是禅家工夫。王墨，不知何许人，或云名洽，以善泼墨山水，时人故称之为王墨。　　这一画派，有如禅宗一般，在宋元时期，更加兴盛。盖禅宗在青原、马祖、道钦等大德弘扬之下，已臻全盛之境，不幸意外的遇到会昌法难，丛林覆没，禅侣星散，连一部百丈清规也复流失无存，使后世无法恢复盛唐规模。好在不久，教禁解除，祖师们以其大机大用，力谋恢复，一时士夫无不以学禅为要务，乃至村妪也解？机锋，所谓五灯竞明，列炷交辉，即况此盛事。 　　这时的画坛，在禅风法雨拂嘘灌溉之下，南宗随得进入昌大阶段。荆浩、关仝（tóng）、董源、巨然，号称钜子，皆是参摩诘笔法有所得者。另有范宽、江参、郭忠恕等，均为南宗健将，堪作百世师。至于米芾父子，更为特出，也更显露出他们对禅法参悟的深刻。米芾尝谓：“山水古今相师，以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以便已。”这简直是超佛越祖的作风。其子友仁更云：“王摩诘古今独步，仆旧秘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处，观其笔意，但付一笑耳。”又云：“王维画见之最多，皆如刻画，不足学也。惟以云山为墨戏。”这简直是呵佛骂祖。他又有诗云：“解作无根树，能描蒙鸿云。如今供御也，不肯予闲人。”这不是一首悟道偈吗？其所谓无根树、蒙鸿云是米家画法独创的特技，论者初谓其善绘雨景，能写江南山水之妙处，直不知乃写其胸中之禅境耳。 　　又，史谓关仝善用疏简之笔，《宣和画谱》云：“仝之所画，其脱落豪楮，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也。”他这种简放的画风，到了李成手里，更变为“气象萧疏，烟杯平远”。入元之后，竟成一代时尚，后世以为这是元画的独特处。就另一方面看，此箫疏简淡的画法，正是流露禅心的智慧方式，一帧简淡的小景，何异于一首自况的短偈。因而遂有称画为无声诗者，有教人看笔外之意者。 　　于此可见，这一时期中我国画家心灵上的修养，已达到高超的境界，故而在这一时期中，画的领域拓广了，画的技法充实了，尤其是画的理论，有系统的建立起来了。无疑的这是禅宗昌盛的直接后果。 　　明清是佛教相对沉寂的时代，因此画坛上也兴起一阵拟古风气，掩没了往菅那种勇于创造的作风。只是在理论的探讨上，却更加深湛广泛，振烁百代的著作，继续出现。由于他们向深处探讨，不知不觉中发现了禅宗对画坛重大的影响，他们毫不隐饰的把所见说出，首先是莫是龙，他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北宗则李恩训父子，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研之法，其嗣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祖、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这种说法，似尚嫌侧重形式的比拟。陈眉公方始进一步说出其实质上的差别。他说：“李派朴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董其昌更进一步说：“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北宋）画殊不可学，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李白华与其昌并世齐名，尝谓：“古人绘事，如佛说法，纵口极谈，总不越实际理地，所以人天悚听，无非议者。绘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实有吐出，便是矣。”又谓：“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清初的石涛和尚更直接了当的说：“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又云：“不可画凿，不可沉泥，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这非禅者气象，复似刊物！可惜明清两代，禅林凋敝，净侣零落，大手眼者，百年不一见，画坛的源头活水，于焉枯壅，遂使“大江南北，无出石（涛）师右者”。石师殁后，大江南北，乃至空无一人，直到今天。 　　宋人标出“墨戏”，明人始唱“画禅”。画与禅确乎不可分割，故禅宗兴，绘道昌，禅宗萎缩而画坛冷落。中国画名家无不俱禅家精神，他们的作品，无不是神境的示现。画与禅确乎是不分的，画即是禅，它们的本质是共同的。因而欣赏画，也无异于参禅。没有禅的工夫，纵对名画，也没法欣赏、没法了解。目前，中国画不但确乏名画家，也确乏真欣赏家。现代的中国人实在不懂中国画，正如不懂中国佛教一样。我们可断言，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不能重振旗鼓，中国画是难得复兴的。 　 ——选自《现代佛学丛刊之十八·佛教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