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篆刻论:邓石如篆刻多元化的启示

◎薛元明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古浣子、游笈道人和凤水渔长等，安徽怀宁人。书法在清代被誉为“第一国手”，篆刻在浙派高扬大纛之时树立自我风标，区别于浙派字体的方正古拙而代之以圆转流美，刀法也从艰涩的切刀法变为流利的冲刀法。“十分红处便成灰”（图一）是邓石如暮年之作，此印较初期更加成熟，运用自身篆书入印，得心应手。邓石如的篆刻生涯一直处于不断地探索之中，但和赵之谦不同的是，赵之谦取法杂而中年封刀，所以没有统一风格，邓石如是矫正旧习的转折人物，时见开后世先河的典范之作，如“有好都能累此生”和“江流有声岸断千尺”等，这些不朽之作奠定了邓石如在篆刻史中的大师地位。有关邓石如的篆刻成就自是不待多论。作为皖派领军人物，对后世篆刻产生了深刻影响，表现在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黄士陵和吴昌硕创作中尤其明显，吴昌硕虽然在晚年作品面目中不见邓石如印风，但在积累取法过程中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五大家中，黄士陵和吴让之受邓石如影响最大，在他们一生创作的不同阶段都有表现。“一日之迹”（图二、图三）是邓石如五十五岁所作，两方印章各有千秋。留心吴熙载的临作（图四）和黄士陵的临作（图五），便可见二人浸淫之深。


作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熙载在字形、刀法等方面比邓石如更完善一些，邓石如尝试以书入印的创作，存在某些不足，这一情况在吴让之手中得到改变，字形上更安详、更协调。邓石如39岁所刻“淫读古文日闻异言”（图六）中字形皆为圆转，而吴让之刻“海陵张文梓树伯印信”（图七）中流转之外还能圆中见方，字体和整体章法上呼应更协调些。邓氏印章创作为追求“疏能走马，密不透风”的艺术效果，字形有部分挤压和拉长之处。再对照邓石如60岁所刻“虎门师氏名范之章”（图八）和吴让之刻“吴熙载字让之”（图九），无论字法还是章法上，吴让之都有借鉴之意，但在线条韵味和用刀方法上，吴氏有明显改进，这也是吴昌硕说“学完白不如径取让翁”的道理所在。


“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白文（图十）为邓石如垂暮之年所作，对照黄士陵所翻刻的朱文（图十一），体验邓氏印章的精髓所在。黄士陵在早年的篆刻学习生涯中，浙派之外，即以邓石如为宗，所作“家在黄山白岳之间”（图十二），结字和刀法都模仿的惟妙惟肖，但黄士陵暮年之作“逸休堂”（图十三）虽在边款中言“取法完白”，实已铅华洗尽，光洁劲挺，是自家面目。


“金石刻画臣能为”（图十四）为邓石如55岁时作，这方印章风格很特别，较之其它印章多了装饰性，如“石”字撇画，“刻”字中的某些笔画舒展婀娜。对照徐三庚刻“臣钟毓印”（图十五），已然有邓翁之风，只不过徐三庚的印章风格更加夸张，强化起收笔的装饰味，紧其密，扩其疏，形成了自我面目。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图十六）为邓石如花甲之年赠学生包世臣的印章，印中“之”与“和”二字占很小的空间，这是他追求“计白当黑”的艺术效果的体现，对照其印线条和赵之谦的“尗度所得金石”（图十七），后者有几分借鉴之意。


吴昌硕成熟期的印风和上述各位略有不同，苍茫古朴，但在早年探索期，还是能找到邓石如的影子。对照邓石如41岁所刻“新篁补旧林”（图十八）和吴昌硕“花雨读书楼”（图十九）不难发现，吴氏在某一时期的结字、笔画、线条、刀法和边栏方面还不能摆脱邓石如的影响，有声息相通之处。笔者言下之意并是说通过某一印章就能决定个人风格塑造。但偶然中有必然，谁也不能否认灵光一现、醍醐灌顶的顿悟对艺术家的成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只是吴昌硕作为一代宗师，化为无形，最终独出机杼。


最近笔者偶尔翻阅《邓石如印谱》，看到“白门倦游阁外史章”（图二十）印，此时邓石如已人书俱老，印章章法上也更成熟，没有初期随意松散的弊病，用刀上也颇见变化，线条流转之外，更含蓄而有一些细碎波磔的刀痕，某些字如“外”和“白”等，虽然字形小，但已经不象“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中的“之”与“山”一样还有些局促，如“史”字的上大下小造型，彼此间笔画的粘连都很自然得体，揣测抑或是心有所悟？笔者忽然觉得来楚生先生的印章风格与此印有些相象，对照来先生“讵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图二十一），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只是凫翁的用刀更加锋芒毕露，线条上的刀痕更多一些。也许篆刻本身就有精神暗合之处，也许来楚生正是从此印得到启发，化出自身风格，这些如今都不能确定，但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


笔者研习篆刻有年，偶有所得，深知学印须从临摹入手，但不仅仅是单纯形式的描摹。对照大师的作品，不经意中透露出的某些信息，说不定正是后人所追求的，加以强化演绎，不正是自我风标的突破口吗？邓石如和西泠四家中的蒋仁、黄易和奚冈是同时代的人物，邓氏重字法和章法，浙派重刀法，晚年邓石如来往于扬州。扬州是东南经济文化中心，处于浙江和安徽中段，正是两种风格的交汇点所在。得益于浙派刀法的启示而加以吸收是极有可能的。


邓石如作为篆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代宗师，对他篆刻艺术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挖掘整理。作为一个一生永不满足的印坛巨擘，邓石如以一介布衣跻身大师之列，以“富贵功名总成空”的心态来直面艺术，步入自由的创作之境，具有永无满足的探索精神。笔者愚见，后学者理解这一点，比单纯地注重其篆刻层面的研究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