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风骨论的文溯源与功能分析

风骨理论与传统文化的连接

风骨范畴的历史发展绵延不绝，达千余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艺术理想和美学追求的人，都有对它的提倡和探讨，为它的充实与成熟做出各自独到的理论贡献。就逻辑指向而言，风骨范畴无疑是针对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而来的，但就本质而言，它又不仅止于形式。作为一个总体意识上的审美原则，它是古代诗人、艺术家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艺术创作所作的美学要求。由于这种要求深契各门类艺术创作的内在机理，所以对传统艺术的发展路向具有规范作用，并因此占据了不是每一个范畴都能有的显著地位。风骨范畴所具有的这种审美判断上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是用审美主体在进入具体审美活动之前，具有某种稳定的心理状态，即所谓审美心理定势能解释得了的。它虽是主体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审美经验历史积淀的结果，包含着主体对客观审美对象美学属性的历时概括，但深究下去，应该能看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作用。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受儒学思想影响，一直弥漫着理性主义传统，其间虽有以玄学思想为基础的感伤思潮的冲荡，但影响远未盖过这一传统。这种理性主义传统以认识论与道德观相统一的现世哲学为基础，既有赞同以仁为政治纲领，礼为等级标别，中庸为行事原则的保守一面，但又有与守成、滞后迥别的沈毅不屈自强不息的进取一面，有崇扬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优越地位与真久价值的积极一面。因此，虽强调中正，认为唯中正才能坚忍，正而后固，则刚而不愎，固而不执，但并不尽弃狂狷；虽重视修德，认为道德修养是人格完善的必要条件，但又兼取增才。尽管未有感伤思潮盛行时期的魏晋人那么重视个性，崇扬自由，但瞻瞩高远，气象开阔，确乎洋溢着足以自振并绵延的壮大生命力。以这种哲学意识与道德理想从事文学艺术创作，他们对劲气充周、驰骤扬厉的生命精神予以特别的关注，并力求在作品中予以表现。就表达方式而言，有时是直接颂扬，大多则通过一种协然互荡、盎然并进的亢举之情的洋溢来传达。其实，这种对生命的奋发、展延的颂扬远非儒家独有，道家学说中也包含着相当积极的生命意识；并且，就其产生的时间而言，也非孔子时代才有，在《周易》的经传中，宇宙生命生生不息新新相续的创化规律，已被揭示得相当明确。《易经》以动说明宇宙人生，以阴阳两气化生万物，认为万物皆禀气而生，是一种气积，这种气积造成既刚健笃实又辉光无比的生命运动。形诸自然，它是山川长丽，日月常辉；形诸人事，是生命不绝的绵延和新陈代谢。

　　《易传》作者所谓“生生之谓易”，正道出了这一点。“生生”即不绝之意，生生不已，其为物最健，说明天地万物阴阳变换，刚柔相推，恒生而永无穷尽。天地合德，万物化生，人因天地化育而富有生命，并以其精神与宇宙生命浩然周流，此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有八卦，象征八种自然现象，《易传》的作者在解释这八种卦象时，对这一点曾有不止一次的强调，并使之成为解释社会现象的法则。因此，作为中国人最根本的宇宙观，《周易》经传所昭示的观念，对古代思想家、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儒道两家，更起了决定性的规范作用。所谓“伏羲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扬雄谓之玄”(桓谭《新论》)，儒家对刚健狂狷的择取，道家对生命主体的崇扬，得之于此多矣。传统文学艺术的内在品格，就其最深层的哲学基因与精神气质而言，也正根植于此。

　　古代诗人、艺术家把包括书画、诗歌在内的人文当作天地间一气运化的结果，所谓“禀阴阳而动静，体物象而成形”(虞世南语)。为此，他们在展示和再现经验到的客观事物及其特有形式的同时，更注意对其内在本质及自身生命活力的体现，并让这种活力畅流于诗歌的字里行间，畅流于书画线条的起伏与虚白之间，所谓“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语)。可以说，天地万物的生命运动成为他们意欲表现的首要对象和理想境界。故论书以气为大局，以为书法“肇于自然”(荆浩语)，只有以气充之，精神才能振起，体势才能生成，所谓“韵胜原从骨胜来”(翁方纲《题祝枝山成趣园记》)。所以作书追求以一字之八面流通见内气，一篇之章法照应见外气，并要求书家“气体在胸中，流露于字里行间”(蒋和语)。由此，书法作为承载思想、表达概念的符号，其表义功能不再重要，每个字都劲气充周，自成一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单位成为作书的首务。论画不仅要求反映物象的真实形貌，还要求表现超越感性材料如实排列之上的东西，这种东西自然不借助透视法和解剖学，也不尽赖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说到底它实际上是一种由作者赋予物象的生命真气。故历代有见识的画家、画论家都极重画面的气韵生动，生气远出，乃至以“气”为首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