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画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周易》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典辩证思维的源头，它的特有的取象思维与整体思维对中国哲学乃至中国传统绘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易》的认知方式离不开物象，以物象为工具，通过类比、联想和象征，把具体经验普遍化，公式化，进而推诸一切事情，即所谓“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这就形成了《周易》第一个思维特点—二观象取物思维方式。但古经中的《象》中并不存在“意”仓《易传》作者在注释古经时，纳入社会之
理，，突出其伦理的层面，把认识自然与认识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使《周易》的认知视点宏观化，从而形成了《周易》第二个思维特点——整体思维方式。
什么是“象”?《周易》又是通过怎么一套办法来完成它的思维过程的呢?请看魏王弼的这样一段话：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易略例》)


王弼所说的“象”是《易传》作者所赋予“意”的，通过爻辞所立的“言”以明其象，再由明“象”而严尽意”。从这个思维过程中，我们明显看到“象”在其中的重要地位：立文字不是为了直接说事理而只是去说明“象”的。如乾卦以“龙”为象，借此来讲述乾卦变化的道理。所用“取象之辞乃采取一种事物以为人事之象征，而指示休咎也，其内容较简单者，近于诗歌中之比兴。”(《周易古经今注》第49页，高亨著，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即通过外物，景物来抒发、寄托、象征、表达观念(“情”、“志”)，使外物不再是自在事物的自身，而成为融合一定理解和想象后的客观形象——“象”。这种思维形式以其理性的特点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艺术的思维方式开出了先河。独树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书画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了几千年之久。这里，我引用一段我们中国书画家常说的一段话：“可以刚柔赅其情，动静括其态。象之刚者，如龙威虎振’，松耸峰危是也。象之柔者，如鸟散萍开，柳舒花於是也。象之动者，如飘风忽起，惊鸟乍飞是也。象之静者，如叶里红花，云中白日是也。……掘绝俗念，凝神静思，刚柔之情，动静之态，得于心、应于手、发于毫、著于纸。”话中所说的“象”，它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绪的任意发挥。这种既非概念所能穷尽又非认识所能囊括的取象思维方式明显是《周易》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其本身具有很大联想余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易》的内涵不确定的带有模糊性的思维方式对艺术的发展较之哲学发展要显得更有意义。


二

中国绘画在世界绘画史中，之所以与众不同地独立发展，其主客交融、主客合一的艺术主张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周易》所建立起来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了影响中国绘画发展的哲学理论依据。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
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哲学来讲，大部分哲学派别对宇宙研究上，一般都是从整体出发的。然而在研究中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并在这个整体中确定人的位置则不见于其它学派，即所谓六爻寓三才之道(天、人、地)是中国哲学，也就是《周易》所独有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思想广为中国务家学振吸收发展，孟子、庄子从不同角度发展了这种观点。到宋明时期这种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人在考虑自身于天地之间的位置时，怎样来校正自己‘的实践呢?“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不违”、“不过”、“不流”是我们置身天地间行动约束的尺度。也只有顺天‘应时，使人的思想和行为与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同步发展，才能获得人的真实存在。‘在这里我想重复一下，1957年8月间在墨西哥召开的《禅学与精神分析研讨会》上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发言中所举的一个生动有趣的例子(文另录)。庄子在《秋水》中说：
“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
按庄子的理解，天(客观世界)是“牛马四足”的自然生成的形态；而“人”则是“落马首，穿牛鼻”的强加于自然的行为。这种有意识的活动、思虑、打算是对“道”的损害。《易传》中提出“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为生活在天地间的“绝对自由”、“独立自足”的“人”塑造了最初的原型，这也正是中国哲学家、艺术家在几千年中所逐渐完善的中国理想的人格最初的外在化。由魏晋兴起至宋明完成的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中国文人画，其所标榜的“简”、“雅”、“拙”、“淡”、“奇”。“淡”的绘画轨范的中心，就是出于这种哲学基础。在中国画“形”与“神”，“情”与“理”，“法”与“化”、“笔”与“墨”长期的讨论中，“淡”是画家、理论家所共同遵循的原则。“淡”就是顺其自然，达到人与物化，物我为一的境界；正如清代胡琪在评明末中国山水画大师石涛时说的：“世之知清湘(石涛)者，见其笔墨之高之古之离奇之创获，以为新辟蚕丛，而不知其萧然之极，无思也，无为也。”


中国绘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色彩丰富的青绿山水画到否定色彩的水墨画；从重视“形似”的院体画到“似与不似之间”的文人画；从效法天地阴阳的笔墨追求到“运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石涛画语录》)的笔不笔，墨不墨的自由挥洒境界，无一不是在追求着一个“淡”字。洗心退藏的，心态，将自我纳入天地运行自然合顺中，不带任何后天“物欲”的心境在中国书画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难怪有人说：“中国书画家多长寿者。”这种“寂然不动”的静的心境是近代科学所证实为人生长寿的主要秘诀，中国书画和中国书画家皆得益于此，这也是当今世界由于物质发达而带来的烦躁、不安的西方朋友，更多的人开始倾心于中国哲学和中国书画的原因所在。


三

受着中国哲学深刻影响的中国艺术，所重视的“不是认识的模拟，而是情感的感受，……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的不是对象、实质、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在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李泽厚《美的历程》)使得中国绘画走着与西方绘画迥然不伺的实践道路；因为中国确实存在独立“内在生命意
兴的表达”的特有的形式一书法。宋元以后，由于身兼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的文人涉足于绘画，中国画也为之一变，书画合一，图字兼重使独特的中国绘画更具风采。


对艺术创作来说，在“如何表现”和“表现什么”这两者当中，前者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它的美学价值不在于它所表达的“内容”，而在于它的表达“方式”。中国画正是这样舶。“松”、“竹”、“梅”、“兰”是中国画家喜欢选用的题材，而且历久不衰，这在世界美术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其中主要原因可能要归结前面所提到的“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上了。这正是中国画家借用某种内容(松、竹、梅、兰)来发挥其独立表现手段(书法》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如元代画家赵孟頫所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中国画家在完成自己作品时多不称之谓“画”，而称之为“写”，其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论述笔法的著作汗牛充栋，不能尽述，这里可举汉代书家蔡邕一段话：
“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气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