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永：美学与文艺学的互补、交融与创新

内容提要：美学与文艺学都有自己的学科特征，同时又是十分相近的学科。“全国美学与文艺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的众多与会专家交流了美学与文艺学相关信息、探讨了美学与文艺学中的新问题，力求二者走向互补、交融与创新，进而逐渐开创出新局面。

关键词：美学/文艺学/前沿问题/互补/交融/创新

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台州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全国美学与文艺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2月6日至8日，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临海市召开。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美学与文艺学信息、探讨美学与文艺学中的新问题、力求二者走向互补、交融与创新。大概可以说，这是近20年来第一次自觉地举办这样性质的会议。对于文艺学与美学来说，这都是一种推动与挑战，它将进一步促使美学与文艺学面向现实，将会形成不断的对话和讨论、重新规范与界定、拓展与调整，从而走向更新与创新。

与会专家发言主要涉及美学与文艺学的11个学科前沿问题：

1、关于美学与文艺学纠缠不清的问题。杨恩寰教授（辽宁大学哲学系）认为，美学和艺术学都必须研究艺术范围内的审美问题。那么如何从美学角度和艺术学角度去研究审美的艺术和艺术的审美现象呢？艺术作为一种活动，是创造和欣赏艺术意象的活动，艺术意象必然交融审美意象。有时这两者就是一个东西，比如在一部分纯为审美而做的艺术中，像单纯的纹样、乐曲、舞蹈这类，没有明确观念因素的抒情艺术中，这时艺术就是审美，二者没有什么分别。但仔细考虑，就会发现那单纯的纹样、线条、乐曲、舞蹈，总是缘情而作的，由情而发的，其所呈现的情调、情趣、情致，各有不同。重情，这是美学所关注研究的，“使情成体”、“缘情造形”，这是美学课题。而造形、成体、构象，这是艺术学所关注研究的。对艺术的审美意象，美学更重情（质调选择）， 艺术学重形（制作技巧），就是在这里也应有侧重和不同。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审美意象只是艺术意象中的一个层面、一种因素，还有很重要的层面、因素，如观念、理想、情欲、欲望，艺术当然要根据观念、理想、意欲、情欲去造形，这样构成的意象，往往是理象、欲象、性象，这是艺术学所必须研究的。美学讲的“情感符号”，艺术学讲的“观念符号”并不一样。在美学中，意象是“情感符号”，在艺术学中，意象是“观念符号”与“情感符号”的交融。可见审美意象与艺术意象是不同的，美学中讲的意象是情感符号、形式，艺术学讲的意象，则是情理交融的符号、形式，审美与非审美交融而成的符号形式。美学与艺术学都讲“构象造形”，美学依情构造，艺术学除情外还依理（观念、智慧、理念、理想）与欲（欲望、意欲、情欲）去构造，二者肯定是有差别的。美学与艺术学都讲欣赏，美学讲审美观照、感悟、体验，艺术学除了审美之外，必定包括义理与欲念的解读。所以说，接受美学实质是接受文学和接受艺术学。

2、关于感性与理性问题。阎国忠教授（台州学院艺术学院）觉得，为感性自身确定一个地位，这是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前沿问题。美学从创立之日起便处于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影响的支配之下。鲍姆嘉登把美学称之为“感性学”，但他把感性限定在认识论范围内，定义为“低级的认识论”。康德赋予感性以更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感性不仅是感性，而且包含着过渡到理性的先验的可能性，美学如果能够成立，就在于作为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中介的审美判断力的存在。黑格尔把美等同于理念。他认为，美与真不同之处仅仅是它具有感性的形式，而感性形式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是个被扬弃的概念。黑格尔的弟子卢卡奇后来是皈依了马克思的，但他却误解了马克思的话，把“自然限制”的不断退却当作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当作艺术活动的根本追求。其实，感性在美学中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因为感性不是别的，就是人的社会化了的自然本性，就是自然所赋予人，从而使人有可能向理性延伸的一切。感性是理智、情感、意志的共同基础。不仅理智要依恃于感性，情感、意志同样要依恃于感性。理智在通往真理的途中要对感性加以分析、概括和抽象，但是它所抽象的东西永远是感性的一部分。理智是采矿者，感性则是伏脉深广的矿藏；理智是气象学家，感性则是瞬息万变的大气环流。理智的任务是引导感性，而理智自身的谬误常常要靠感性来纠正。所谓“工具理性”就是失去了感性依托从而工具化了的理性。感性与理性的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感性的，其次才是理性的，人只有作为感性的人，才可能与感性的自然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在《手稿》中讲的，人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全面占有（感性与理性），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应该成为美学研究的根本课题。

3、把信仰与爱作为美学研究的一个维度。潘知常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认为，在美学的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真正的美学问题。其中，“信仰启蒙”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学术背景的方面，20世纪中国在人与自然层面引进了“科学”，在人与社会层面引进了“民主”，但是在人与自我的层面未能引进“信仰”，这导致了一系列的根本失误，其中，也包括美学研究的根本失误。其二，从美学自身的方面，事实上，美学研究必须也只能在信仰维度上展开。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未能这样去做。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信仰启蒙”，从而真正推进新世纪的美学研究。

4、关于科技理性问题。这是当前理论界比较关注的话题。马驰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上海研究中心）认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主题之一。以技术理性为视角对资本主义和西方社会进行激烈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这一理论路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过程。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学者们共同的旨向，即都立足于人的生存本性，对技术理性都进行了生存论困境的揭示和批判。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更侧重于从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对技术理性进行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批判。它批判了西方的理性化进程历史性的发展后果，揭示了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进步力量，而成了一种剥夺人的自由和人的本性的现实力量，指出了技术乐观主义、技术理性主义观念的根本性局限。这种合理的批判精神值得充分肯定，理论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他们在指出技术本身具有的反人性、异化本质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对技术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反思批判情结。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论者最终没能超越他们的理论前辈，特别是在治疗和解救社会问题的途径上，他们虽没有像其前辈那样，鼓吹艺术救世，走向审美乌托邦，但还是鼓吹理想主义，其开出的拯救社会的药方同样难以奏效。

5、生态美学话题。刘成纪教授（郑州大学美学研究所）认为，在当代，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深入，这一概念已逐渐分化为生态、景观和环境三个子概念，由此衍生的门类美学被称为生态美学、景观美学、环境美学。比较言之，生态美学侧重对自然的定性研究（存在的本性），在对自然内在生命本质的考察中为其重构哲学基础，属于物性论范畴。景观美学带有更多的审美意味，侧重对自然外在形式的观照（存在的表象），属于现象学的范畴。环境美学侧重自然与人的现实生存的关系，是以人为中心对自然进行价值定位和实践再造（存在的价值）。基于以上分析，这三种美学门类其实代表了人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的三个维度：即以真为美，以美自身为美，以善为美；代表了以知性重解自然，以情感观照自然，以意志再造自然的三种方式。由此，如果我们试图实现对自然美的整体考察，就必须在生态、景观和环境这三个维度之上，找到一个更具包容性和超越性的范畴，即自然。所谓三种美学形态，在根本意义上不过是自然美学的三个层面。但是，谈自然美学，很容易导致它与传统意义上对自然的纯粹物质性定位发生混淆。这样，我们不妨将这种当代意义上关于自然的美学考察，称为新自然主义美学。
陈剑澜博士（《文艺研究》杂志社）也认为，近年来，生态问题已成为国内文艺学、美学界关心的热门话题。在他看来，所谓“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可以宽泛地界定为生态主义感召下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思考。因此，如何理解生态主义的基本问题、精神实质和政治倾向对于上述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定位至关重要。这里，他集中谈了谈最后一点。简言之，生态主义或激进环境主义作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世界的意识形态，在多数民主社会中能够有效地履行它的边缘政治职能。在此意义上，它的激进性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姿态或策略，其目的是迫使主流社会伦理话语的操持者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可是，生态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有限的边缘政治地位，而是要求普遍主义的实践。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他们原初的志向和许诺就变得十分苍白。生态主义由于社会角色变换而具有双重政治倾向，这一点在理论上必须清醒对待。我们当然不会因此否定它在当代历史中的合理性，以及它实际上具有的批判意义。但是，在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厢情愿地为其“前瞻性”喝彩，是否足够明智？至于世界范围的生态主义运动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实践，任何断言都为时过早。

6、交互理论。姚文放教授（扬州大学文学院）认为，人的认识不应局限于通常认为实际存在的事物，而应进入到事物之间的交互世界中去，在根据与结果的交互关系之中认识事物、把握真理。所谓“交互世界”有以下要点：其一，在“交互世界”中，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人”并不是二分的，而是一体化的，它们的关系是“自我与另一个我”的关系；其二，这种“自我与另一个我”之间的交互关系消除了个人经验的隔阂，也消除了各自视界的个体性，达到了两种视界的融合和迭加；其三，“交互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以上认识能够推进我们对于文学文本、文学话语、文学主体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首先是“文本间交互性”，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本本身并不具有本体性，仅仅在文本内部寻求文学的意义是不够的，文学的意义要到文本与别的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中去求致。其次是“话语间交互性”，文学话语从来就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它总是在一定语境中的言说，它的意义必须在与别人的对话和交谈中实现和认定。再次是“主体间交互性”，无论是作家、诗人，还是阐释者、欣赏者，其文学活动并不因为个人而具有全部意义，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到与别人的交互关系中去界定。

7、审美教育问题。梅宝树教授（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认为，为什么在21世纪要重视美育与素质教育？第一，世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一切奇迹都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世间所有的社会弊端和悲剧，包括自然生态的破坏，也都是人类实践活动偏离人文理念的导向造成的。第二，从20世纪末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愿望、要求，可以作出判断，21世纪是科技与人文融合的时代。第三，在21世纪，人类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和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行为会更加强烈，并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愿望的实现，归根结底还得靠人类具有全面素质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第四，就中国来说，建设小康社会，除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之外，还必须强化人文精神的渗透。从而作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教育，就必须实施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不能单面抓智育，而要使智力——知识、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信念、道德、审美、艺术渗透融合，构成人的素质全面综合与发展。可以说素质教育是教育的基本目标，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仍然是21世纪中国科教兴国的根本追求和指向。根据以上原因，我们的党和国家一再反复强调要重视和加强素质教育。

8、关于大众文化问题。杜卫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认为要从本土文化出发，不要轻易否认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瓦解僵化意识形态功不可没。但是他也谈到当前大众文化非常感性化，出现了“躯体写作”、“器官写作”等等，这值得反省和警惕。
9、美学研究要关注现实，要关注美学的应用。岳介先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认为，美学前沿问题的探讨，除理论之外，似也应更多地关注美学的应用，关注大众对美学的兴趣和要求。如果美学的研讨仅仅是美学界的“自说自话”，那么这门学科存在的基础将会动摇。美学学科兴旺发达的基本前提之一在于社会大众的关心和承认。国内有的企业提出了“美的经营”理念，可以认为是科学的美学理论应用的成功范例，也是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向审美化提升的一种努力。其所包容的巨大意义，绝不只是企业经营观念的一种改变和创新，更代表了当今企业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和走向，值得人们广泛关注，也引起美学理论界的反思。当今美学研究的走向和探讨重心是人、自然及整个社会生活大环境的和谐，是人生、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审美化。作为美学转型在企业活动领域的直接反映之一，便是“美的经营”理念的提出。实际上，在当今的经济生活中，除了纯功利的考虑外，审美的考虑已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以及社会生活的审美化应是相互促进的。在经济发展中，一定要考虑只能增加而不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定要考虑人自身完美形象的塑造和人生的审美化。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没有整个企业形象的审美设计，没有合乎市场需求的技术产品的完美造型，没有整个企业完善的营销策略等，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做到可持续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切中最根本的，又在于企业人的审美素质的完善和提升。说得极端一些，当今企业的兴衰，包括众多国有企业的脱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审美素质和对企业发展中审美的考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现代企业的市场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美的竞争”。安徽蚌埠卷烟厂“美的经营”理念的提出及其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对于美学工作者来说，似也应从中悟出一些美学学科如何发展的道理来。

王旭晓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认为，进入新时代，随着物质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形态、精神文化形态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人类的审美活动在现实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给美学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需要美学理论的支持，如提供分辨美丑的标准等同题。可以说，现代生活在呼唤美学。然而，美学研究却不能完全回应现代生活对美学的呼唤，对现实中提出的美学问题或束手无策，或是在回答中苍白无力。美学理论不能充分回应现实生活的呼唤，说明美学理论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至少也是务实不足。因为一种理论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就是能解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属于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的力量也往往在这种解答中显示。美学理论研究必须走出以往先建立一个观念、再用符合这个观念的各种例证去说明的研究方法，避免人为地忽略、舍弃甚至歪曲美学中的有关问题，要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把现实提出的问题作为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基本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使美学研究深入，为解决现实的问题提供理论的支撑，同时使美学理论科学化。

10、关于文学、艺术终结问题。钱中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心，今天，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的形态随之改变，文化产业的兴起、传播媒介、消费方式的巨变，图像文化的迅速普及，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物质、精神生活，也极大地冲击了文学艺术形式。涉及到文学的这一形式，那么，先是国外，随后在国内，出现了文学消亡论、终结论，文学研究也将难以为继。由于物质建筑设施的增多，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审美色彩，一些学者认为，当今人们的审美活动，已退出昔日经典阅读，已走出音乐厅与剧院，而面向建筑设施、文化现象，如百货商场、度假胜地、美容院、流行歌曲、时尚等。由精神效应而转向物质满足的享乐快感、身体的快意享受。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成了我们当今一些学者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成了我们的一些工作者的美学信念，他们提出要把上述现象当作文艺学的基本课题加以研究以拓展、更新美学、文艺学。

杨道圣博士（北京服装学院社科部）则认为，艺术终结观有两种版本：黑格尔的和阿多诺的。黑格尔认为近代文化是一种理智文化，人的思想情感越来越抽象，越过了以艺术作为主要的表达方式时代，所以艺术成为过去的事情，到他那个时代，艺术的重要性已失去。对阿多诺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已经渗透到每一个领域，文化产品的生产被纳入到这个体制之中，成为一种文化工业，艺术失去了自己独特的价值，成为商品的一种。两种艺术终结观虽有不同，但都是从一种精英主义或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艺术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产品，承担着传达真理的功能，因此艺术具有一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的艺术观是现代主义文化的产物，启蒙运动以来，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与道德的普遍堕落成为时代的明显标志，也成为近代哲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在德国19世纪的哲学家的观点中，对于知性的片面强调，也就是“西马”所说的对于工具理性的强调，导致了这样问题的发生。艺术被这些哲学家当作科技主义与经济主义的解毒剂，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艺术之所以能被赋予这样的地位乃是因为它在古代社会需要承担宗教崇拜的功能，依附于宗教，成为宗教艺术，因而有了从宗教而来的神圣性。而近代则是以艺术代替宗教，形成一种艺术宗教。艺术因此自身具有了神圣性，但因其脱离宗教，这种神圣性其实更是一种世俗性。当代经济的发展，已使艺术彻底的世俗化，成为一种文化形式，更突显的是其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从宗教艺术到艺术宗教，再到作为文化形式的艺术，艺术的存在形式在不断发生变化，而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因此不能说是终结。

11、文学意义问题。陈文忠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文学意义的生成与文学活动的过程密切相关。作者、作品和读者是文学活动的三极，文学意义正生成于由作者传意、到文本蓄意、再到读者释意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学的意义整体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定的、可“载”可“掘”的不变的单元，而是以文本这个开放的审美空间为中介，通过作者与读者永无止境的对话，不断衍化、生长和累积的开放世界。任何割裂文学活动三极之间的有机联系，把文学意义限定为单一的“作者原意”、或单一的“文本含义”或单一的“读者意味”的看法都是片面的，也是违背历史主义阐释原则的。此外，现代叙事学认为，一部小说实质上是一位作者“偷听”到某个“叙述者”讲的故事而写成的叙述文本，因此，在作者和作品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受制于作者又不同于现实中的作者本人，他承担着多种功能，并在特定的作品中传达作者的心思取向和审美理想，构成作品的叙述意向。据此，文学意义的生成受制于四个环节，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即从最初的创作意图到创作中的叙述意向，进而凝聚为文本意蕴，以及到接受者的审美意味。文学意义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文学的意义整体就是由创作意图、叙述意向、文本意蕴和读者意味四要素融成一体的多元结构。更进一层，意义整体的四要素又可分为两个维度：创作意图、叙述意向和文本意蕴这三个相对稳定的要素，构成意义整体的共时性维度。读者的审美意味这一处于不断变动中的要素则可视为意义整体的历时性维度。共时性维度是意义整体的基础，历时性维度是意义生长累积的动力，二者互为诱发，不断累积，从而使一部大作品的意义整体始终处于绵延无尽的历史生成之中。精神产品有一个特性，它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无论是一部宏大的叙事作品，还是一个精美的抒情意境，作品的意义之所以成为汲舀不尽的泉中流而不是一饮而尽的瓶中水，其深层根源正在于此。

此外，一些专家学者就其它美学与文艺学的学科前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如：薛富兴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认为，哲学美学是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主要学术特征，也是其最主要的学术局限。走出哲学的总体直观把握，转入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是人类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轨迹，美学只有总体上走出哲学的抽象、主观与宏观把握之境才能真正地成为科学，综合与分析是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科学美学是指在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上走出哲学美学的观念研究，走更为具体、客观的实证研究道路。当代美学只有以实证的专题研究深化20世纪后期哲学美学的理论成果，才能取得切实的进展。许明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上海研究中心）对当前学术秩序提出质疑，并就当前中国的思想潮流的整体面貌做了概述。张节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谈及比较美学的可能性，认为比较已经成为任何美学研究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