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境与西方美学 ——对20世纪中国接受西方美学的沉思

作者：牛宏宝

摘要：任何承载自身文化的语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而语境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结构，具有最基本的阐释功能。“汉语语境与西方美学”讲述的是汉语语境如何转述、阐释西方美学，以及两种独立的语境相遇时所形成的阐释学意义的对话关系。本文认为“跨文化”“影响”，是一种阐释学的基本语境，在此阐释学是进行该领域研究的最有效方法。
关键词：汉语语境；西方美学；影响研究；转述；阐释学对话

当“汉语语境与西方美学”这个标题呈现于读者面前时，就能从标题本身看的出它主题：它呈现了两种完全差异的文化具体到美学领域的相遇。“汉语”在这里当然最基本地是指一种语言，但也指由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西方”也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也指一种与汉语所承载的文化相异的另一种文化。任何承载着自身文化的语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而语境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具有最基本的阐释功能，为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进入该语境的因素提供解释，并形成意义。任何异文化进入这个语境同样必须经过这个语境的解释，方能产生作用。但西方美学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西方美学本身就携带着其自身产生于其中的文化语境的全部信息，而它的语境也同样是一个自足独立的结构，具有它的基本的阐释功能。就此而言，“汉语西方美学”讲述的就是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即汉语语境如何呈现西方美学，西方美学在汉语语境中的遭遇，以及两种自足独立的语境相遇时所形成的深具阐释学意义的对话关系。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了异文化的影响，如受印度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等，在明清之际又有西方文化的逐渐引入。但总体来说，中国文化发展是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个文化的系统和结构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所以，当西方文化在其殖民拓展的“坚船利炮”的携带下迫近汉语文化的界域时，这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文化所遭受到的震撼之猛烈就在所难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民族存亡的危机意识重压在整个民族的头上，同时还有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而这个文化意识的危机就带有“影响的焦虑”的性质，虽然它比“影响的焦虑”远为深重和深刻。
远为深刻的一个方面在于，西方对世界的殖民拓展意味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即一种文化在相对固定和封闭的地域的相对独立和封闭发展的时代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文化冲突和交流并存时代的到来。因此，在承担坚定地维护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铁和血”的使命的同时，也必须选择应对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战略。当时中国对这种危机意识中的“影响的焦虑”的第一个回应是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选择策略。这个文化选择的策略之所以立刻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反对，是因为这个策略本身的重点是站在封闭文化的立场上的。
第二被选择的文化战略就是由王国维所表达的“学无中西论”。他说，思想上的事，不能“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因为中西之思想都是解释“宇宙人生问题”的，虽然各国的解释有不同，但“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争，只有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之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有发达之日欤？”（注：《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9页、第5页。）他说，如果中国思想界能“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于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注：《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9页、第5页。）虽然他主张学术独立和以对真理的追问为核心，但目标仍是振兴中国学术和精神。王国维正是在这个“学无中西”的精神指导下，成为引进西方美学的第一人，也成为建立中国美学学科的第一人。
此后鲁迅先生又提出“拿来主义”的应对策略。无论是“学无中西论”，还是“拿来主义”，都表明了中国的卓绝有识之士在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时代，立足创造、吐纳一切的浩然之气和博大胸怀。1949年以后，这个应对策略则演变成了“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主张。虽然这个战略受到了“极左”的影响，但得到了坚持。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战略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
而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整体开放的文化姿态下，吸收西方美学，并创造性的发展了自己。作为一独立学科的美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是在西方美学的极大影响下进行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非常丰富的、发达的艺术和审美意识以及理论的总结，但未确立过作为一门有自己的确定的研究领域、适合本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规范以及范畴体系的独立的学科。美学作为学科的概念是王国维在本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而在此后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上，它所走的每一步都打下了西方美学影响的深深印记。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近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也不会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也不会获得如此令人触目的成就，而它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之一。
当然在这个百年历史中，俄苏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近百年的中国美学史是西方美学、俄苏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本土审美文化资源四种主要力量的碰撞、对接、产生合力和对话的历史。但是西方美学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持久最广泛的。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给予了一个学科的名字，而在学科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影响存在，在如下的三个方面的影响尤显重要和深刻：基本理论、美学方法论和学理规范以及最基本的范畴体系，而这三个方面都是一门学科构成中的奠基性方面，是它的躯体和筋骨；更何况西方美学不仅以其丰富的传统在继续发挥着影响，而且它的最新的发展也成为今天中国美学关注的重点，而俄苏美学的影响却在近二十年处于消息减退的状态。
正是由于中国近百年来的美学发展，是在西方美学的巨大的影响下进行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便构成了这个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结构特征，形成了这个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一条特殊的规律。我们认为，如果要总结中国这近一百年的美学史，而对这百年来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忽略不计，就不可能全面总结这段重要的历史。因此，要科学地把握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特征、发展规律和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就必须正确地把握西方美学对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影响。而在西方对中国美学百年来的巨大影响中，使本学科领域深切感受到的是时而隐蔽、时而显明的巨大阴影，这就是“影响的焦虑”。
确实，由于这种影响的巨大和深切，即使是以最开放的姿态来对待来自异文化的冲突和挑战，汉语美学界和学者们同样深切地感受到了“影响的焦虑”。正如王尔德所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甚至导致事实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点东西。”（注：转引自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 ）王尔德以简洁而含有苦涩的语句道出了“影响的焦虑”的本质内涵：在大师的影响下的自我丧失，而这个丧失中既有自我个性的丧失，也有创造性的丧失，以及由此来的失落感。而“影响的焦虑”之所以发生，在于影响者比被影响的接受者获得了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权并对追问的问题已经先有言说。这个优先权如果不仅是时间上的占先、而且是在权力上占先的时候，“影响的焦虑”会变得更大。
确实由于这种影响的巨大压力，中国现当代美学学科中，都曾经存在过中国传统有无美学的疑问；在西方美学的巨大影响下，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范畴是以西方的美学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范畴为主干的，而中国本土美学的传统丰富资源却似乎变得失去了理论诠释的力量，正像有学者所说的得了严重的“失语症”。比如，在美学的范畴系统中，诸如悲剧、喜剧、崇高、主体、客体等主要范畴严格说来都是从西方美学引进的，在美学的范畴中只有王国维创造的意境、情与理等极少数范畴是本土的；同样，在审美心理学的理论中，几乎全是由西方的审美心理学理论构成的，诸如移情、心理距离说、格式塔心理学等，而本土美学在这个领域几无贡献。正是这样的现状，是美学领域的“影响的焦虑”变得异常的苦涩和尖锐。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只要影响存在，总是有一个“焦虑”的层面存在，如果没有这个“焦虑”的层面，发生影响的意义就不会是很大的。因为，“影响”本身是一种影响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联域，在这个关联域中，只有影响者是一个“优先权”的“他者”，“影响”方能发生，但也只有被影响者有足够的回应力，这种影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否则“影响”会变成对于接受者的自我的剥夺。也就是说：“焦虑”虽然是对于丧失自我和创造的焦虑，但也正是这个焦虑，对于强健的接受者来说会转化为发展和创造的机缘。因此，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美学又可以看作是中国美学在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情况下，探索自我发展和在挑战的面前积极应战的努力。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反复咀嚼“焦虑”的苦涩，而是建立健全的“影响观”，对这个影响的过程和内在的规律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因而，把握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影响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直接切入对于影响的分析：分析和总结西方美学对中国现当代美学产生影响的内在肌理和规律；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美学在接受这种影响的过程中的结构性倾向和知识背景；它的显意识和无意识的方面；清理出中国美学在这种影响下自身发展的有效资源和生长根基，以便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为日益深入的文化冲突和交流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结果。
就此而论，“汉语语境与西方美学”这个题目，既涉及西方美学是怎样以及如何被汉语语境加以“转述”的，也涉及西方美学怎样地影响了中国美学。而无论是“转述”的层面，还是“影响”的层面，都本然的是一个阐释学的现象和领域。

二

在我们最初沉思这个问题时，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是汉语美学界是如何和怎样“转述”和描述西方美学的。但当我们具体地进入这个“转述”的层面时，阐释和理解层面跃然而出，以其显明而确然的存在昭示我们，使我们对它的存在不能忽视。甚至于当我们涉及汉语美学界为何注意到了这样的美学家的思想而对另外的美学家的思想却视而不见时，我们也发现即使在这样简单的事件上，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阐释学的层面，用存在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上手状态”。在这种“上手状态”中，重要的不仅是一个对象进入了视野，更重要的是使对象进入视野的同时也使视野本身得以显露。王国维最初何以对叔本华比对康德更为垂青？在这里面就存在着王国维使得叔本华进入他的视野，却本真地显露了他自己的视野。而这个视野就是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词中所说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而当他把康德美学思想归结为“解脱”或“超脱”时，我们则发现了他是以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解脱”意向来会解康德的“无功利的趣味性”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中国传统是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来描述这一阐释学现象的。但海德格尔对此的把握却更为深刻，他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释可以拿来当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它是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因此，即使在看似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对西方美学的“转述”的层面，也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纯客观的对“他者”的复述或“零度叙述”，而是复杂的、深具阐释学意蕴的现象。在这个阐释学现象中，“转述者”并不是把自己先行具有、先行把握的“前见”消弭尽净，以一张白纸似的自我去纯客观地叙述他所感兴趣的“他者”，而是本然地携带着他的先行具有、先行把握的“前见”使“他者”到手；在这里，并不是“转述者”把自己清理成空荡荡的场地，然后使西方美学这个“他者”到场，以便“占有”他，而是“转述者”与“他者”的同时到场，并在那里相遇。
与“述”的层面相对应的“影响”的层面，也同样是一个阐释学的“域”。在这里，也并不是像通常所想的那样，是具有“优先权”的“他者”居于主导的、主动的地位，仿佛这个“他者”是一个征服者，就像恺撒那样宣布“我来了，我征服，我胜利”。情况恰恰相反。任何“影响”都是在影响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的，“影响”的有效发生，是影响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影响”必须建立在影响者的可取之处、有施加影响的优势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在接受者需要的、能够接受的基础上；一方面是影响者以其优势对接受者施加启迪、规范、浸染甚至左右其动向的“力”，另一方面，接受者又依据其“前见”、自身固有的文化和知识背景对影响者施加选择、解释和创造性转化的“力”。显然，在这一阐释学的“域”中，并不是表面上看来的那样，是影响者采取主动，被影响者全然处于被动，而是各有其主动和被动的两个层面。在这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对于美学学科所关注的问题的追问，是对于美学问题的追问把影响者和接受者勾连在一起。因此，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影响”不同于国际间的战争，它既是接受者对影响者的选择、解释、误读和创造性转化的复杂过程，也是影响者改变接受者的本土视界、以其“优先性”模塑接受者对美学问题的追问方式的过程。
正是在实际的分析中逐渐形成的这个基本的认识，使我们把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近一个世纪的影响看成是一场阐释学意义上的对话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场连续不断的对话的历史事件。它既是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的对话，也是中国美学家与西方美学家之间的对话，而无论具体对西方美学进行阐释、转述以及最后形成自己美学思想的中国美学家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他是在进行这样的对话。就其作为对话而言，汉语美学家和西方美学的文本之间的这种对话包含着平等和积极的相互作用。而使对话之所以进行的则是双方对于美学问题的共同追问，正是对于问题的共同追问把本来异在的双方聚合在一起，使他们彼此聆听对方的言说。
而在这个对话的关系中，对对话构成破坏的是这样两种态度：一个就是拒绝进行对话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中国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对西方美学持一种全然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种态度是对于对话的拒绝，当然也就是对于聆听的拒绝。而正是这种拒绝对汉语美学的发展带来了恶果。另一个破坏对话的态度就是力图在解释和转述西方美学的过程中，从所谓纯然“客观”的方法原则出发，把解释者的自我从本来是对话的关系中清除出去。在这种所谓的纯客观的“述”之中，被清除的不仅是解释者的自我，还有解释应有的创造性的方面。在这样的转述中，西方美学作为“他者”的他性以全然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这里解释关注的是“他者”的他性，而不是对问题的追问。结果，造成的状况就是西方仿佛言说的过多，而解释的创造性一面消弭不见了。汉语美学近百年来受西方美学的影响，有时之所以给人一种西方美学完全侵占了中国美学的地盘的印象，就是这种对解释者主体性的过分清除造成的。
正因为如此，在汉语美学界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近一百年中，只有那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与西方美学进行平等对话、并把对美学问题的追问作为自己与西方美学进行对话的扭结点的汉语美学界的学者的著作，给汉语美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成果，也正是这样的著作经住了无情时间的考验，成为历史性的事件，并成为后来者发展的视野背景。
而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思考，使我们注意到了“影响”这个阐释学现象的一个更深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影响”？表面上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其实却是一个难度极大的问题。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或许别人早有发现，并不是所有本土没有而被引进的美学观念都会发生“影响”。这就像黔无驴，好事者船载以入，这驴却不会在黔这个地方发生影响一样。这个比喻可能过于尖锐，但对于问题的思考却具有启示性。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被引进的西方美学主张或个别观念，在引进之日，也就是它的沉寂之时。比如西方十九世纪末叶的实验美学，在“五四”前后曾被引入，但却很快就被遗忘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能界定它的“影响”；贝尔的关于艺术的定义“艺术是创造有意味的形式”在三十年代也同样被引进，但在那时它的影响却是很难确定的，它发生真正的影响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而美国美学家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一书于八十年代被翻译过来之后，被汉语美学界谈论的时间非常短，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引证它。同样，在西方自己美学史中被看得很重要的美学思想，却始终未能进入汉语美学界的视野。比如在鲍桑奎《美学史》中所论及的十九世纪末叶的夏斯勒和哈特曼等人的美学思想。
这种种现象使我们认为，并不是被引进就会发生影响，只有那些深深嵌入到汉语美学对美学问题追问的基本理路、视野和思想结构中的西方美学思想和观念，才发生了真正的影响。而这种“嵌入”之所以可能，也同样是因为西方美学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某一个美学家思想中的某个方面与汉语美学界在美学问题的追问中形成了真正的对话关系。没有对话就没有影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来把握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影响的。这样，如果一种西方的美学思想被引进，但却依旧保持着其作为“他者”的“他性”，我们就认为这种影响还没有发生。因为它还未成为阐释的历史性事件。

三

论述至此，或许有人会向我们提出一个我们一直期待着的尖锐问题：在对问题的追问中，什么问题对追问者构成问题，什么问题能够进入追问者的视野，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追问者进行追问的“前见”的水平和情况，取决于追问者主体的构成，而这种“前见”和阐释者主体的构成状况总是有限度的，那么这样以来，获得了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权”并对问题已优先进行了言说的西方美学的最新发展，如何才能进入发展相对滞后的汉语美学界的视野中，汉语美学界怎样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与西方美学的平等对话关系呢？
确实，这个问题也同样地曾经困惑过我们。
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我们认为，在阐释学的对话关系中，重要的并不是阐释者或接受影响者的视野和主体构成获得了与影响者同等的发展水平，阐释学对话中的平等必须是对美学问题进行追问的权力的平等，是对问题进行追问的独立性的平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在美学领域的对话才是平等的，才是自由的，才是学术独立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美学界才能对西方美学有所选择，才能在自己的发展路径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使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产生的是“影响”而不是文化侵略，才能保持汉语美学发展的独立性，才能在西方美学的极大影响下不丧失自我，不丧失自己最珍贵的事物，才能真正地解除“影响的焦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西方美学进行真正的对话，才能聆听西方美学文本对我们的言说，并在聆听中对问题本身有所领会。那种丧失对问题追问基本路径，丧失对问题追问的独立性，以“跟风”的方式企图保持与西方美学的“同步”发展的思路，只能导致自我的丧失、丧失汉语美学对问题进行追问并进行言说的“话语权力”。其实，阐释学对这一点的本然要求，已经给予那种“跟风”式的追随西方美学发展的思路以应有的矫正。因为在这近一百年引进西方美学的过程中，曾经流行过“跟风”式的学术引进，但这样引进的东西最后的结局是沉寂，而不可能嵌入我们所说的汉语美学对问题进行追问的思路和结构性的层面。
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否定“追风”式的学术引进，因为我们必须保持学术上的开放立场，同时对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保持开放立场。在这里我们所强调和阐明的是这样一种立场：在汉语美学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把对美学问题追问置于优先地位。在这种把对美学问题的追问置于优先地位的坚持中，学术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就会得到同样的坚持，而不会被任何强大的影响压迫得丧失自我，丧失民族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探讨“影响”这一阐释学现象时，始终把这个问题置于“影响”问题的关键环节的缘故。而近百年来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影响的过程中，正是那些把对美学问题的追问置于优先地位的学者和美学家们，创造性地接受了西方美学的影响，也同时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王国维、鲁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丰子凯、李泽厚、王元化、蒋孔阳、王朝闻、洪毅然、叶朗、周来祥等的美学思想发展所证明的正是这样。正是把对问题的追问置于优先地位，在五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挤压学术话语的情况下，朱光潜却对把“反映论”引入美学领域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并创造性对康德的美学思想有所融合。
当然，我们也坦率地承认，接受影响者对问题的追问必然有进行追问的视野的限度，也就是说要承认其有限性。而正是这种限度或有限性，在汉语美学界接受和阐释西方美学影响时的偏见和误解，也正是这种限度使得汉语美学界不能把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纳入自己的视野。比如，汉语美学界在1949年以前，把康德美学思想中关于审美判断的“非功利的趣味性”、“非概念性”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仅仅简单地理解为“超功利性”和“超脱”，就显然是对康德美学思想的误解。但是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偏见和误解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形成我们自己美学发展的历史性事件。在阐释学的领域内，这种误解和偏见不应视为纯粹主观的、任意的行为，不是一己的胆大妄为。因为只要这种偏见和误解是在美学的本己问题的追问中发生的，那么它们就是历史性的，因为它们呈现了我们的存在和历史性限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并非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历史。”（注：引自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编者导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存在，哪怕是有限度的。在阐释学的活动中，偏见和误解构成了对象上到手头的初始状态，也就是构成了使我们能够进入对问题进行追问的基础条件而这种初始状态就是我们的现实。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偏见和误解，对象就不可能进入我们视野也不可能被我们所理解。这不是对偏见和误解的简单宽容，而是阐释学的内在本性。
但是，这种偏见和误解并不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在对西方美学的阐释过程中，在使对象到手头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已上到手头的对象与使其上到手头的偏见和误解之间的互动过程，即充满创造力的反思批判的层面。因为在阐释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具有“前见”的阐释者在言说，而是对象也在言说，在阐释者以其偏见聆听对象言说的过程中，只要他是带着对问题的追问来聆听的，对象的他性就会影响他，这样阐释者的具有偏见的视界就会扩展，而这种视界的扩展就会镌刻在阐释者对问题进行追问的路途中。这就是阐释学所谓的“视界融合”，它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影响的转让活动。而在这种对问题的追问的过程中对“他者”的聆听如果聆听者没有获得任何东西，这个对象就会被“遗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影响理解为双方对问题追问中的视界之互动转让。
这里要强调的是，汉语美学在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过程中双方对问题追问的视界的互动转让，不仅在理解阐释的那一时刻发生，而且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不仅体现在一个美学家在理解西方美学思想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而且体现在不同的美学学者或美学家对同一个问题的追问过程中观点和理解的解读、深度的不断深化和变化之中。朱光潜先生对“美是形象的直观”这个核心问题的终生追问和探索的变化，特别是他晚年转而力图从意大利维柯的美学思想中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汉语美学界对康德美学思想从王国维到朱光潜再到李泽厚的漫长发展过程，也同样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这一点的认识，使我们充分体会到阐释学所说的“效果史”的论点。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我们发现某位美学前辈对西方美学的某一方面的理解有“误解”、“偏见”或“错误”，都不应该视为是一种可以避免的现象，而是应视为阐释学活动历史的一部分，因为正是这些“偏见”、“误解”或“错误”构成了我们自身对美学问题进行追问的现实。
而作为这种互动中产生的“视界扩展”的一个极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在这近百年的中国美学史中，发生了一个极重要的运动，即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新发现和认识，而这个对中国传统美学的重新发现，却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重要发展。这一点只要我们想一下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想一下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就能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传统美学的重新阐释已经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经典和基本文献。而对中国传统美学之所以能进行这样一个重新的认识，并在这种重新认识中极大地推动中国美学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西方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映照，这个映照形成了新的对待传统美学的视野，而如果没有这个新视野的映照，传统美学的魅力是不可能如此这般地凸现出来的。
正是汉语美学与西方美学在影响中的互动、视界转让和视界融合，成为近百年汉语美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也正是影响中的这种互动、视界转让和视界融合，使得西方美学对汉语美学的巨大影响对汉语美学来讲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转述已经在西方发生的思想事件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汉语美学的过程。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应把汉语美学界创造性地融合西方美学于自己的美学理论中的方面作为中国20世纪美学发展的的重点来看待。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创造性融合和视界拓展的层面构成了我们自己美学发展的基本方面，而且是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来自异域的思想文化影响，绝对不同于货物的跨国贸易，来自异域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只有在本土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并融入我们对问题追问的结构性思路中的时候，它们才能转化为属己的，才能消除其陌生的“他性”，而变成我们自己的。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异文化背景中的美学思想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血肉，我们才能说他们就是我们的传统。而那些还未经创造性转化的西方美学思想就会继续保持它们的“他性”，并始终是异己的。

四

在我们的思考中，把握汉语美学以什么样的“前见”来解释和创造性的融合西方美学，是我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不仅是这些“前见”是怎样构成的，而且还有这些“前见”呈现的方式和规律，同时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前见”呈现了我们本土资源还活着的历史。
我们认为，近百年来汉语美学在理解和创造性地融合西方美学的过程中，其阐释学的“前见”的构成和背景性资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本土文化的传统资源；一是汉语美学界对美学问题进行追问时进入关注视野的问题。
我们发现，第一种“前见”在1949年以前是汉语美学界引进并解释西方美学思想、以及创造性地融合西方美学的主要背景性资源。而且这些被起用来理解西方美学思想的本土资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被起用的本土传统美学资源与其要阐释的西方美学思想观念之间有一种“家族相似”。也就是说，汉语美学界在这个时期呈现出来以理解西方美学思想或观念的本土传统资源都以一种“家族相似”而构成了与西方美学的可沟通性。这里所谓的“家族相似”是指一种在美学观念的外貌上的“相似”，或有可沟通性，但在内在实质上却是大异其趣的。比如王国维、朱光潜用中国传统的“解说”思想和魏晋时期的美学思想来会解康德美学的理路。同样，朱光潜在1949年以前对尼采悲剧思想中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是在寻求其与传统的“艺术心性论”中“心与物的关系”的理论之间的相似基础上进行的。
这种以在汉语传统美学和西方美学之间寻求“家族相似”，是汉语美学界1949年以前理解和沟通西方美学的明显方式。这种方式在1949年以后直至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如八十年代以后对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理解，就借助了老庄一脉的美学思想。
而第二种“前见”，即汉语美学在美学的追问视野的当代问题，则在1949年以后成为汉语美学理解西方美学、创造性地融合西方美学的主要方式。如五十年代对自然美、典型问题以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思考，而这些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便悄然隐退，而进入追问视野的是美学方法问题、审美文化问题、现代性问题等。而所有这一切也都证明了汉语美学界对问题追问的视野的不断扩展。
从第一种寻求“家族相似”的方式转变到第二种以对问题的追问所形成的当代问题为主的会解西方美学的这种重大的转变，则意味汉语美学在接受西方美学影响上视野的重大扩展，这不能不说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