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图景与探究

王德胜


站在新世纪开头的地方，回望“中国美学”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一份感动，一份敬慕，同着一份沉重与等待，在我们的思绪中混合、冲突……
我们感动于百年来中国美学不息的学术热情，敬慕那些在美学的“不回路”上执著跋涉的理论家们：从王国维、梁启超脚踏中西文化、胸怀民智启蒙理想，奋力开启中国美学现代学术进程之时起，百年骤忽间，中国美学外取诸欧洲近代以来的思想学说，努力追踪西方科学——无论是以“西学”为体，还是以“西学”为用，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经验中，“西方”以及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是中国美学家理想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成为中国美学研究走向自身现代性建构的重大知识背景。与此同时，20世纪中国美学又近承本土汉民族文化的悠悠精神旨趣和传统思想材料，在追蹑圣哲先贤思想余脉、学说内蕴的过程中，以理论现代性的学术建构意向而明确标示着“美学中国”继往开来的信念。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的强力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生活自由幸福的现实设计……这一切，都鲜明地渗融在百年中国美学形形色色、具体而微的学术努力之中，激励几代中国美学家一往情深地周游于20世纪的美学天空，并力图籍美学的力量来理性地框画、引导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新的生命改造、生活希望。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毕其一生踯躅于美学的玄思之路；巨大的理论激情演绎出美学的思想蓝图，规划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美学的现代阐释形式，甚而至于孜孜构筑着“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
激情的美学追求，产生出激情洋溢的美学文字。从洋洋数十万言、上百万言的体系性著论，到精致如散文般的思想札记、慷慨激昂的学术评论；从移译古希腊至最近十数年间西方美学的名篇巨著，到归类爬梳、注解诠释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典籍……20世纪的一百年，“美学”在中国产生了无以计数的文献。学海滚滚，天演淘汰，尽管迄今仍留下许多经典传世，然而忘失于学术史记忆中的又岂在少数？
学术发展的知识性价值衡量法则，无情地揭示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辉煌，在一百年的激情燃烧中，照呈了理论的巨大企图，也显明着思想的内在困顿。“美学在中国”因此成了一个有着充分反省意义的学术史话题。

一
这里，我们不妨极为简略地描述一番“百年中国美学”的学术风情：
“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学术胸怀、“拿来主义”的理论态度，是20世纪中国美学践行自身“门户开放”策略的基本学术路线，同时也是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思维的基点。
从王国维开始，拿西方美学的理论，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德国古典美学观念、方法等，作为诠释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现成材料，乃至于借助西方近代的美学理论及概念、方法来重建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大厦，就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家一种基本的“现代性”学术姿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在王氏那里成了用以解读红楼世界中悲剧的审美发生与纠葛的直接依据。而朱光潜的《诗论》，则在中国艺术最典型的写作形态方面，得心应手地发挥着近代西方心理主义美学的精辟方法。直至最近二十多年中，许许多多关于中国艺术、中国文学，甚至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解析、圆说，都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西学”的庞大身影。不妨这样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它的基本态势，就是拿西方美学的具体理论、学术方法而表达中国美学家的阐释意愿、理论思想。于是，当这种态势发展到极致，我们也就可以相信，在学术建构意义上，西方美学不仅成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奠基石，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砌墙砖”。
认真分析这种美学基本态势的形成与行进过程，我们发现，它一方面是同20世纪中国美学家急欲追求实现美学的现代建构形态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古典形态的中国美学主要体现为一种在发散性思维引领之下的“诗化”理论，其最典型的呈现方式是以智慧性的、禅悟般的话语来传达非逻辑、非概念思维所能澄明的审美奥妙；那么，这种建筑在古代中国学术特性上的美学，在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选择与重建中，便显现了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这正恰恰同趋近于近代西方学术制度的20世纪中国美学重建理想是相冲突的。因此，借助“西学”成果以改造中国美学门庭，实现美学存在形态的现代转换，则成为某种顺应学术现代性追求的必然过程和结果。换句话说，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性思路中，“西方”首先作为一种体现了一定先在必然性的理论话语形态而出现在中国美学家视野之中。随着美学研究在中国的逐渐推进，这种以话语必然性而出现的形态最终又逐步扩大为整个中国美学百年建构中的自觉。另一方面，这种基本态势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性实践的特殊理论表现形式。因为很显然，当文化的现代性思考和追求直接以西方理性文明为楷模的时候，作为文化理想之精神先锋的学术活动，必定首先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突出肯定了“西方”的价值，以及它的学理呈现方式。把美学的学术眼光投向西方的天空，不仅仅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目的，同时也再现了中国文化在20世纪进程中的实践态度和价值准则。
理论上的“审美本质主义”特征，不仅是坚定的学理精神，而且作为一种实质上的文化理想，深深植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演进之中，既规范了美学的理论建构，也强化着百年来中国美学家的学术/人生抱负，成为美学衡量自身也评判生活的最基本尺度。
一方面，尽管如有学者指出的，在20世纪中国美学中，始终存在着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与矛盾，即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追求不断激化着审美态度、审美理想层面的理论分化；但是，再深入一些来看，这种美学上的功利与超功利的分化，之所以没有集结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观在一百年时间里长期并驾齐驱、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不论是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理想，还是保持了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种美学主张，它们实质上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即以“审美”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艺术的自由自觉”为生命意识的最高境界，以“审美化”为社会、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这就是说，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以及它们的并行推进，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存在绝对相互克制的本体敌对，而只是体现了它们彼此间在如何践行“审美”改造行为、如何表达“审美”意志等认识性指向方面，存在某种分歧或不同。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那里，“美/艺术”始终是最为高尚纯洁的对象，“美的社会”、“美的人生”总是呈现着无上的价值前景，因而以“审美”作为现实人生的批判尺度和理想人生的实践标准，便是中国美学家在理论上倡行、在行动中追慕的价值要义。如果说，美学上的功利主义观念把“美/艺术”具体落实在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之中，那么，超功利主义美学则突出强调了“美/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人生体验的自由本质。这样，不管最近一百年里中国美学表现了怎样的理论分化，实际上在各种各样美学主张的内部，“审美”一直就是一面不倒的理想大旗。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情况，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体现，“审美本质主义”在理论上也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形象。要而言之，在20世纪中国美学内部，这种“审美本质主义”的理论实质在于：首先，通过对美学认识论问题的“本体化”置换，全面突出审美/艺术的人生认识功能，强调全部人生、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这种审美/艺术能力的展开之上。其次，围绕社会、人生的“审美化”改造前景，将对于审美/艺术本质的理解定位在人性自由解放、人格美化提升之上，突出美学的人文考察特性。第三，从理性的绝对性上规定了生活与审美/艺术的直接关联，并进一步推及到生活本质的展开维度，确定生命活动的价值合理性。第四，以“美”的纯粹性和唯一性来规范艺术存在的本体特性，以审美价值的绝对性来确认艺术活动的合法功能，把美学对于艺术问题的哲学把握紧紧系于“美”的先在基础上；进而，美学之于艺术价值的阐释又直接回到了“美是什么”问题的形而上辩护。
在某种意义上，“审美本质主义”支配下的理论果实，就是“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主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实践。美学总是把自身上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当作一种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生命本体论来对待，试图以此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而20世纪中国美学家也往往乐于充当这样的“精神医生”。就像当初蔡元培希望能以“美育代宗教”，百年来中国美学家常常把自己的理论思路最后定格在美/艺术教育的认识与实践方面，这其中便很能反映出一种“救世”的审美/人生价值观。
再从学术演进的具体过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定意义上，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由此带来的诸般美学学科“泛化”现象，也同样证明了这种审美本质主义的巨大影响及其必然发展。因为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当人们把“美/艺术”作为一种生命价值本体进行确认；或者说，当“美”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先在价值，美学也就成了可以包容一切、判断一切、确定一切且无往不胜的理论。因此，纯粹美学最后变得很不纯粹，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至少，从本质主义立场出发，人生的一切、生活的所有领域又何不能够成为“美学”的领地呢？同样，任何一种对于美学“泛化”的批评，其实都不过是依照了审美本质主义的精神意图而对“美”的一种维护罢了，其归结点仍然是为了保持美学的规约作用。
在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要远远大于它在理论上对于中国美学的启发，而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追求，恰恰是同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建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从学术史角度来看，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转换其实有着某种理论自身所难以逃脱的意识形态强制性，并且特定地反照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命运。
最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主张就被一定规模地引进中国（在此之前，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也已经陆续可以见到其文艺观念的某些踪影）。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在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形成了一家独尊]的地位，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几乎成了所有中国美学家的（标准）[学术]口号，而诸如《手稿》、恩格斯致哈格奈斯的信（关于典型）等文献，则成了人们据以思辨美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基本素材。不过，就美学的学术史审辨而言，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有效确立、是否真正体现了理论的自明性要求（就像许多人争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没有自己的美学理论？），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学理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制度性压力]出现并发生作用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之为中国美学家了解和接受，既服从于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又是学习[列宁主义的“]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手”]结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转换过程上，[具体]产生于特定的意识形态[颠覆实践的]企图。所以，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中国主要体现了[其]“理论武器”的作用；在理论上，它又直接依从于苏俄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注解方式[，养成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美学研究对于“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信仰]。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异显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而这种变异事实又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美学建构前景。另一方面，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制度]在中国取得了绝对性地位以后，美学和美学研究之服膺于“马克思主义”，更是逸出了纯粹学术的范围，而直接同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力过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要求]。正因为这样，1949年以后中国美学界出现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当然就不足为怪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已经从理论方面滑入到政治利益的追求与巩固上，[“马克思主义”成了某种方便的话语，]在美学研究中被（连续）[无限制]地复制。
这方面，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所谓美学“四派”的产生及其热烈论争，已经让人很难看懂“马克思主义”究竟怎么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辨证的”。当所有各派学说都在那里互相指责对立面的“唯心主义本质”之际，真正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中的尴尬便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问题被有意无意地转移为一种认识论的特性；大家关心的其实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体基础，而是“美”的认识活动的主体出发点；对“美是什么”的回答，在各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已经变异为“人如何可能认识美”的问题。于是，我们便发现，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道路上，美学本体论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正是同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态度]相关联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在接受、阐释以及确立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建构过程上，一种“学术实用主义”（常常）[已经]暴露无遗。
3.沧桑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之路走到今天，其间的困惑与艰难自不待言。只要我们还愿意继续在美学的思想空间里挣扎，我们就不能不正面讨论这样几个问题：
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的真实意味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的再认识条件和方式，而且直接联系着中国美学实现自身现代性转换的可能性，因而也联系着新世纪中国美学学术价值增长特性的问题。
在不断扩大同西方学术思想的对话过程中，中国美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既在于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怎样去分析、清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资源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化交流的普遍性、思想对话的广泛性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明确，身处东方文化系统的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过程已然面对着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思想语境，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不断通过自身合法性的确认，才可能产生出思想对话的有效性、学术建构的时代价值；反过来，思想对话的普遍性也只有同美学自身合法性的确认联系在一起，才能够产生出自己的真实效应。
如何把握传统承续过程中的现代性转换矛盾？这种矛盾如何能够被美学理论本身合法地解决？对于今天的中国美学家来说，丰富的民族美学资源既是一种无法也不应该割舍的传统联系，同样也是美学实现现代性转换过程中的矛盾集中点。可以这么说，这一矛盾自20世纪中国美学发端以来，就一直没有消失，并且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愈发变得沉重起来。中国美学要想赢得自己下一个百年的生存合法性，如何把握并合法地解决这个矛盾将是一种自我的理论挑战。
作为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精神过程，中国美学的理论重建怎样体现自身的现实功能？这里的重点，一方面是美学理论重建与文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学理论建构与其现实实践指向、价值维度的关联问题。而它们的难点，则在于美学研究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现代性追求与功能实现之具体过程的一致性。这方面，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当代审美文化批评，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考察点。尤其是，在人文价值观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人的自我精神守护能力日益衰退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可以具体化为：美学应当怎样去面对经济社会中大众趣味的世俗性动机及其审美/艺术满足？
或许，正因为百年来中国美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许多问题，而中国美学的未来又必定直接维系在我们已经有过的历史上，所以，今天，把美学的话题集中到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特性及其知识价值建构过程之上，当是我们在新世纪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一)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学术积累。从学科形态的改变方式来看，古代中国美学那种直觉体验或艺术感悟性质的“发散性”话语，在20世纪学术历程中以一种相对自觉的方式，逐步转向了对于思想的体系化、理论的逻辑性和方法的科学性的现代追求。可以看到，这种学科形态的转换，一方面确实产生并规范了20世纪中国美学活动的新的内容，使得美学在学术增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大的思想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美学理论从具体观念到整体思维形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得以不断尝试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进行各种各样的学术建构。而从更具体的方面来讲,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积累又包含有多个层面的形式，其中既有以“对外开放”姿态引进、吸收外来思想的理论准备活动和对于各种本土美学思想所作的学科规范化的重新阐释，同时，许多具有现代创意性质的理论探索在这百年里也常常呈现出独异的风采——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美学活动中形形色色的求新、求变努力益发鲜明，仿佛是百年美学开始了一场最后的“世纪冲刺”。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学术发展的意义上，20世纪中国美学确乎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对于它的探讨将可以从两个方面给予我们有益的帮助：其一是对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过程有一个总结性的把握，从中发现现代中国美学在理论道路上的基本精神；其二是反思性地寻求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规律，在历史的深入过程中获得思想的创造性根据，构造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前景。
不过，从现有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状况来看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工作基本上还保持在一种“美学理论史”的逻辑叙述层次上，重点是讨论美学的各种具体理论概念、命题以及理论方法等的自我独善的逻辑演化进程和关系，或者是个别理论家的美学理论建树，其结果是为20世纪中国美学设置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线性的逻辑框架，在尽力复现理论原来的表现样态之际，往往却遮蔽了纯粹美学逻辑之外各种思想文化进程的存在意义——在理论史的逻辑框架中，概念、命题以及美学家的个人工作总是占有主要的地位，对美学理论本身逻辑关系的不断演绎，已经从历史的进程上驱逐了各种复杂的、难以用逻辑形式去描述的外部思想关系的存在，同时也无须重新考虑一种美学理论形态的学术生成机制。于是，理论史的叙述常常可以是非常简练而条理化的，任何理论概念、命题都可能在这个纯净的叙述体系里找到它的确定位置。然而，倘若我们想对问题作更深入一步的把握，从百年中国社会的总体思想文化进程上,来讨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积累过程及其意义，那么，仅仅凭借这种理论史的逻辑叙述方式便显然是有困难的。因为很明显的一点是，作为历史存在的美学进程，不可能仅仅以逻辑必然的方式超然于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意识之上，它的生成与展开，总是以思想的潜在关系同一定社会思想文化的复杂生存形态保持着特殊的联系；美学的学术发展过程既与其理论的逻辑演化有一致性，同时它又具有比一般理论史形式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体现了更为广泛的思想建构性质。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我们不仅要关注其理论的逻辑演化，更要看到在其历史发展中影响美学理论的学术价值的各种具体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换句话说，探讨美学在20世纪中国的真实发展，一般理论史叙述只是提供了一种我们必须重视的、具有史料学意义的研究方式，而要想对20世纪中国美学有更充分的理解，特别是要想从它的思想历程中获取对于百年美学学术发展性质的反思性把握，我们就应当全面进入到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历史真实中，在一种整体联系性中考察包括理论演化在内的美学学术活动——这正是一般美学理论史研究与强调“思想整体性”和“文化联系性”的美学学术史研究之间的不同旨趣。

（二）
对于美学的学术史研究课题来说，各种具体的美学概念、命题以及美学观念等的内在关系和逻辑深度，包括重要美学家的个人工作，必须被讨论并得到阐释，以便能够对整个美学学术演进过程同各种社会、思想文化运动之间关系的理论表现方式有一个基本把握。也就是说，美学的学术史研究包容着一般理论史的工作。所不同的是，美学的学术史研究要把问题往更大方面、更深层面去思考，就必须对提出问题的方式和问题的存在性质进行再探讨，即纳入学术史讨论范围的各种美学理论关系、演化逻辑不是作为一些孤立文本，而是作为学术史考察的具体出发点来提出的；其结果不在于形成某种美学的历史知识，而是发掘美学历史深处的学术价值构造。因此，美学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主要是：
第一，各种重要美学理论话题的提出与深入，以及相应理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运动之间的具体联系及联系方式；进而在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社会发生学意义上，进行两个方面的确定——确定美学学术演进的文化契机和发展机制，确定美学历史建构的宏观思想模式，造就美学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视野。着眼于此，是为了能够从学术积累的有机整体中理解美学活动的历史根据。一方面，确认历史过程中的美学作为一种特定价值话语，是如何可能把时代的理想和文化目标转换为自身学术前提的，另一方面，则确认美学思想所体现的历史客观性和具体性。比如，对一个时代的美学活动（包括理论热点的形成、学术争论的发生方式、学术中心的出现等等）以及美学范畴性质、美学观念演变过程的考察，只有从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文化氛围，以及大众审美方式、审美趣味变异所形成的社会审美意识这样一些宏观历史条件来着手分析，才能从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美学的学术积累过程形成深刻认识，并透过美学的知识性层面来把握其学术发展的规律。
第二，美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艺术学、文学理论、史学、文化学等学术活动之间发生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包括不同学科间在思想资源、研究结构等方面发生具体交流的过程、形式和结果，以及美学同这些学科理论成果之间在建构一个时代的整体学术景观方面的关系性质，从而在美学与整个时代的学术发展过程之间建立起一种必要的联系，既将各种具体美学活动的学术资源问题纳入学术史的研究对象之中，把握美学历史形成中的客观学术前提，又从一个时代的整体学术发展中来考察美学的学科建设，充分理解美学“何以如此”的知识性根据，在美学理论的历史存在状态中找出其学术进程的时代意义。这里，从什么样的角度和思想层面来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活动规律、学术发展形式、学术思想的历史价值等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显然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角度和层面的不同与更迭，势必导致对美学的学术前提和知识性根据产生不同的理解方式，并且影响到对于美学历史中各种学术关系的把握。
第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话语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是影响美学学术活动的展开，从而不断深化或改变美学思想形式、理论方向甚至学科建构性质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我们在寻求美学理论变异的深层思想动机、把握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论机制时，必须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作为历史过程的整体把握形式，美学学术史研究只有深入到这种话语交流与冲突的特殊文化性质层面，才有可能从一个时代美学学术积累的具体成果中，理解其所反映的思想的本质特征，以及美学活动的历史价值。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美学的学术史研究与一般理论史叙述存在很大区别的地方，在于一般理论史的叙述也可能有意识地探讨诸如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理论的渗透、中国学者对异域美学理论的研究成就等一些具体问题，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由于出发点、讨论形式和思考的层面并不相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在学术史的和一般理论史的探讨过程中，完全可以产生不同性质的理解。更何况，美学的学术史研究不仅关心这种交流、冲突的具体理论表现，还强调考察它们在历史变动中的实际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对于新的美学理论命题的提出方式、学术观念的历史表达方式、理论思维的实际转换方式等构成的深层影响效应。这样，在学术史研究中，我们其实既依据了特定时代美学理论的成果形式，又在不同文化的学术话语交流与冲突层面超越了既有理论形式的有限性，能够看到以一般理论史叙述方式所无法见出的美学发生、转换的文化整合特性。
第四，美学家群体在知识结构、文化意识乃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实际存在状况，是美学活动中的主体制约因素，对于美学研究的深化、美学思维的形成与转化、美学的意识形态特性，尤其是对于美学的学术认知形式——内化在研究主体理论观念中的特定学术建构目标和价值立场，是一种潜在地规定着主体理论意识指向的深层根据，也是决定整个理论逻辑图形的思想前提。当然，作为美学的学术史研究，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而是我们如何可能从美学活动的持续性展开过程中，把这一方面的讨论引入整个学术史性质的确定之中？又何以能够从美学活动的主体形式来界定整个学术进程的客观性？应该说，通过对于这一着眼点的深刻把握，我们可以更加确切地了解美学进程本身的知识含量及其对学术积累过程的具体影响，深入理解主体存在的历史意义。
在我看来，上述四方面着眼点的提出，其根本的目标，是要全面揭示美学历史形成过程的思想持续性特征和意义，将美学史研究形态从单纯的理论逻辑演绎层面，引入对于学术发生、演化活动的整体性考察，把握美学理论、美学观念及各种美学问题的学术建构方式和历史—文化规定性，理解美学历史变动的深层文化蕴涵，进而在学术史范围内“重构”美学发展的历史价值。这样，在美学的学术史探讨中，我们所获得的将是一种生成于宏观思想文化进程中的美学——它不限于某种理论命题、理论观念和方法本身自我独善的逻辑行程，而是集中关注了美学学术积累过程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思想线索和文化命运，集中思考了一个时代的美学活动的学术价值。同一般理论史叙述形式相比较，美学的学术史研究显然更加突出了美学理论发展的文化和思想意义。也因此，如何从复杂浩繁的理论材料中发现那些直接体现了整个时代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精神的学术追求，如何从理论推演上升到思想意义的把握，如何从整个时代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客观事件中把握美学问题生成与深化的精神实质，便是确定美学学术史研究形态时所必须注意到的几个难点问题。如果说，一般理论史研究致力于美学自身理论逻辑的重新整理，那么，学术史研究则要呈现美学在客观历史进程中的整体学术形象，以历史的阐释方式来领会美学的价值论图景，并以此反观一定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特殊面貌。

（三）
从上述着眼点出发，我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史研究，重点需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20世纪中国学术历程上，美学领域的各种理论活动，无疑是十分引人瞩目的。从30—40年代开始，一直到最近的90年代，除去学术普遍荒芜的十年“文革”时期以外，话题相对集中的美学讨论发生过许多次（比如关于“美的本质和美的规律”、“美学方法论”、“美学的学科性质”、“中国美学的特征”、“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以及关于“当代审美文化”等等的讨论），许多相当有成就的学者纷纷介入其中，形成了各自的看法或理论观点，甚而在讨论中构成了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美学学派（如“实践论派”、“客观论派”、“主观论派”、“主客观统一论派”、“审美关系论派”等等）。这一切，足以表明美学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有其自身特殊的意义和地位。那么，从学术建设的整体过程来看，20世纪中国美学的这种学术“意义”、“地位”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以怎样的方式和怎样的形态－－具体体现在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中的？或者说，美学为什么能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成为一门显赫理论？显然，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从美学自身的理论逻辑层面来进行演绎，是很难真正得出令人满意的深刻结论的——这也正是我们从诸多相关著作中无法看出百年中国美学特定学术史价值的确定判断的原因所在。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来说，尽管20世纪中国美学在学术建设上的特殊“意义”、“地位”有着多方面的成因，也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诠释过程，但至少有一点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的，即：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道路上，中国的美学和美学研究始终就没有“纯粹”过；美学研究的关注方向、美学思想的生成与展开，总是同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转换进程、意识形态的变动保持着密切联系，呈现出特有的思想风采：面对衰微国势，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理想和文化价值实践，决定了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新美学便总是试图把美学放在一个社会伦理实践的“进步”范畴之中，在对旧社会、旧理论的批判的否定方向上，借助“美”的纯洁崇高的人性价值规范的建构，来标举社会进步的理想之途（如梁启超、蔡元培）；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自由”理想、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等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争执，既是中国美学界对反映论和价值论两种美学采取截然不同立场的具体意识形态背景，同时又对美学怎样才能反映时代精神、造就社会“新人”这一理论功能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思想要求（如周扬、蔡仪和朱光潜）；50年代的政治实践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为发端于“批判资产阶级美学”的理论讨论确立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前提，另一方面则为以后的中国美学活动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式，由此，各种美学思想流派的形成及其理论分化过程，便不能不内化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运动要求和特点，进而也在美学学术进程上强化了各种现实利益的相互矛盾和制约性，突出了美学理论转换的现实动机。及至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这一社会运动和人性解放的文化呼吁面前，诸如“实践本体论”美学等理论体系则获得了自身不断深化的客观前提，围绕人性发展和文化建构的诸多话题，逐渐形成了本世纪最后20年间中国美学新的学术景观。依此而言，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美学之所以能在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占有显赫地位，同它在理论上始终保持了与现实思想文化运动的具体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正因此，在学术史范围内来把握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意义”、“地位”，便应当同样深入到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内部之中：“体现了什么”和“如何体现”的问题，具有超出一般美学逻辑之上的性质。
第二，美学理论发展过程与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演进及其规律的历史关系。这里，问题的核心是要从美学既有的历史形式中，找到思想活动的深层关系结构及其理论发生机制，为从整体上揭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价值构造提供具体而明晰的依据。为此，我们有必要注意两点：首先，从总体上看，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体现了一种非常鲜明的、极具时代特征的文化建设理想和追求，即致力于通过学术方式来践行全社会的思想启蒙任务，实现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换，为现代中国设计民族振兴、文化进步、生活幸福的理想模式。这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活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所以，包括美学在内，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一致方向，便是将现实与理想、困厄与超越的矛盾及克服矛盾的强烈意愿，深深地融入形形色色的理论努力之中，由此既影响了人文学术工作本身的存在形态，又制约了各种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探讨20世纪的中国美学，无疑应从这一方向上去求取有关历史客观性的具体把握，理解美学历史的精神脉动。
其次，从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状况来看，美学在其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不是去说明美学的学科特性，而是更深入地理解美学在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可能存在的学术影响力，揭明美学的学术进程对于建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这一点，较之讨论其他学科对美学活动的影响，常常是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当人们考虑诸如哲学、文学或艺术史等对美学理论话语的渗透形式时，往往很少去深思美学活动对于其自身之外各种理论深化过程的意义——事实上，如果美学活动仅仅是其他学科学术话语的受益者，我们便很难设想20世纪中国美学还有什么自己的“学术史”可言。比如，当我们思考80年代的文学理论时，是不是经常能够从中寻觅到某种同美学的具体关联呢？又比如，“主体性”除了是一个哲学性的话题以外，它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是不是与“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固有旨趣有着更为直接而显著的联系？再比如，美学本身提出问题的过程及其讨论方式，对于建构20世纪中国学术话语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如何影响的？这些问题显然有赖于学术史研究从总体上予以回答了。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美学活动同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相与共，那么，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西方学说及其理论观念、方法等的引进——就不能不被纳入我们的视野。这里，需要提出讨论的主要课题，不是20世纪中国美学接纳了西方美学，而是“如何接纳”西方美学？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已经成为客观历史事件的对象，美学学术史研究所注重的，是它在产生和展开过程中形成的某些共时性的东西，以及这些共时性方面在历时性活动中的存在本质。对于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而言，西方美学理论、学说及方法等的引进与吸收，不仅有力地改变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具体存在形态，而且，它在更深的层面上，使得中国美学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新的思想材料，确立了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理论之路的思维构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中国美学的演进，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具体形式上，它是一次又一次的引进与应用工作；在总的精神本质上，则反映了中国美学吸收与借重异邦学术规范的必然性。因此，面对这个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中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去深问：首先，接纳西方美学的中国学术语境（特别是中国美学的历史资源和时代境遇）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点，关系到中国美学家具体理解、应用西方话语的可能性和差异性？其次，在20世纪中国学术语境中，西方美学从具体概念到基本方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异？变异过程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是什么？变异之于中国美学学术积累的根本影响又是什么？实际上，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力量，无论古典、近代或现代的西方美学，它们之能在20世纪中国出现并产生某种学术影响，除了有其自身价值和理论必然性起作用以外，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来决定的。就像有80 年代全社会高涨的人性呼吁，始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美学和心理学美学的大规模引入，西方话语在中国美学学术积累中的存在根据，正在于引入和保存其具体形式的中国学术语境本身的趋势和特点。正因此，在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上，西方美学理论的每一特定变异便总是呈现出某些特殊的“中国语境”的意义。把这个问题纳入美学学术史的研究范围，就是力图从西方美学的变异景观中，发现20世纪中国美学的自身精神取向、内化外来思想的学术依据及能力，由此把具体理论的演化同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发展的真实性质联系起来，加以进一步的考察。
第三，对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的讨论，必定涉及如何重新认识和确定近代以来中国美学自身历史结构这一问题。对此，我们一方面要以一种整体的文化考察立场来看待中国美学在20世纪的演进程序，既不是将之依照某个机械的“时间表”而肢解为近代、现代和当代等等段落，使美学的历史完全成为一种时间的片段，或一个又一个片段的线性连缀（这已经是我们许多研究者非常拿手的套路了），又非单纯理解为一套合乎逻辑体系要求的理论概念、命题的排列组合，从而令美学的历史变成诸多概念、命题的整理和堆砌。学术史研究需要的是能够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实际进程上，来寻找美学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发现美学活动的总体规律，以便美学的历史同时能够映照近世中国文化的精神变动，揭示出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相关性的思想的历史存在形式（从这一点来讲，当前我们从事的美学研究本身，显然也有必要放回到20世纪中国美学的整体学术运动中，才能显示出它在历史结构中的存在特性）。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学术史探讨的重点，又在于把握美学理论演进中的主要历史结构规律、结构性质及结构的方式，因而，需要强调的是某种学术思想本身的结构连续性，而不是历史的时间构架——美学理论的逻辑完整性必须首先体现出思想的有机延续，以及延续过程的思想进化价值。更何况，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来说，其历史过程的客观性虽然是既定的，但理论的具体结构活动又存在种种或然性，这样，在历史结构的客观性与或然性之间，便存在某种需要我们去揭示的规律、性质和方式。这些对于那种纯粹以理论逻辑为目标的一般美学史叙述来说，当是无法全面了然的，而需要学术史研究来逐步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