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边界”之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作者：王德胜）

近些年间中国文论界发生的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论争，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势，即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正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一方面，许多既有概念面临被重新“定义”；另一方面，过往形成的学术观念和思维方式在受到激烈冲击的同时，仍在挥之不去地影响着我们的头脑。新观念、新思维虽然显示了一定的生命力，其优劣尚需经过审慎检验。新旧观念、新旧思维的相互纠缠、冲突，正显现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在走出所谓“失语”困境之后，又一次在杂语共生的转型期里经历着挣扎和蜕变。

尽管人们常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话题与文艺学学科反思、文学“边界”问题联系起来，然而文艺理论中文学“边界”问题并不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出场后才成为一个问题的。只不过由于这个话题的提出，使得“边界”问题变得更加具体化，也更受文论界的关注。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中讨论文学“边界”问题时需要首先明确的。

由于“新的美学原则”之争，以“审美”作为划分文学艺术活动与日常感性活动的传统标准变得可疑起来———对于既有的文艺理论、美学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震荡”。正是这一点，实实在在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论争具体地联系在一起。毕竟，在“边界”之争中，如何理解“文学性”其实绕不开如何理解“审美”。如果说，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对于文学“边界”问题的影响，反过来，文学“边界”之争所展现的种种冲突，其实也影响着“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的进程。两个话题间的互动，意味着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文学“边界”之争的某些分析来反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某些症结———两个话题的背后，或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在起作用。

在笔者看来，关于文学“边界”之争背后的观念冲突，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冲突。现有文艺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倾向是当前文论界反思文艺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反思文艺学的一个最初动机，是因为面对当代众多新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既有文艺理论正开始逐渐失去其本应具有的阐释力，无法针对具体多变的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究其阐释力衰弱的原因，不仅有文化思潮变迁等大环境的影响，文艺理论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因此，一部分学者开始以一种带有强烈后现代色彩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指责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文艺理论知识更新能力衰弱的罪魁。这种对“本质主义”的质疑因其蕴涵着取消“本质”的倾向，而取消“本质”所导致的价值颠覆、话语游戏等后果又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于是，文论界有关“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开始呈现。

对于“本质主义”的质疑者来说，所谓“反本质主义”并非质疑“本质”是否存在，而是质疑所谓超历史的“绝对本质”是否存在，其目的则是要将历史语境意识与社会语境意识重新引入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以便加快文艺理论的知识更新速度，进而恢复其对于现实的阐释力。很显然，作为对文艺理论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拨，“反本质主义”思维力图将社会历史建构观念纳入文艺研究活动。在这种社会历史建构观下，“艺术”及其相关研究学科的纯洁性和稳定性便是可疑的。应该说，这一观念的长处，在于将灵动、变化的介入品格带进文学艺术研究进程，有助于解决当前文艺研究边缘化的负面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须看到这种建构观所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建构观念或曰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往往是对本质主义的解构。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就认为：“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常常只是把一种总体性的本质主义转换成组成因素的本质主义”。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X是一种社会或文化的构成，那么构成X的‘文化’和‘社会’是什么?它们也是构成的吗?倘若如此是什么构成了它们?这些问题可以继续下去。于是关于意义的某种困难而微妙但并非不可能的策略的一致性，对于热衷于追寻不断后退的视野的这种误导的理性计划似乎成了惟一的选择。”他由此认为，“不应该错误地把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这种无限的回归，极力把每个因素分成微小的因素，追踪并力图排除每一个更新、更小层面的本质主义”，同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工作都要求总体化，至少是它的某些时刻的总体化、真正的区别是总体化方式的好坏。有些封杀进一步的调查和争论，另一些则开放进一步的争论”。[1](P203)

可见，本质主义思维与反本质主义思维都存在缺陷，并且我们对于双方的认识也还都存在不少误区。面对文艺理论话语中已经出现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冲突，我们是否应该保持某种清醒，避免使其造成新的二元对立?同时，在两种思维的相互诘难中，我们能否找到其沟通的可能?这也许是更重要的。

其二，多元共生与线性思维的冲突。文学“边界”之争的另一个冲突点，在于“边界”的打破究竟是“文学转型论”还是“文学终结论”。文学转型论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进而“当代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新变化、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等已经迫切地要求我们改变关于‘文学’、‘艺术’的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自己的研究中”，[2]“文学”与文艺理论既有边界的打破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反对者看来这种主张的要害不在于文学转型，而意在“文学的终结”。“文学永远不会终结。因为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有它独特的审美场域，语言艺术的心像、内视特点是任何艺术也无法取代的”，“文学既然顽固存在着，文艺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文艺学可能随着这些事实、问题和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如何变，都不会把文学抛弃掉，而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3]

如果说，“文学转型论”体现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思维，那么“文学终结论”则明显带有线性思维色彩：前者希望把广告、流行歌曲等超出文字媒介的现象纳入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围，这种纳入其实是与纯文学研究并存共生的；后者将文学转型论的提出当成对文学终结论的提倡，这本身就是线性思维的一种表现。其实，“终结”一词难道就不含有“转型”之意?所以，“边界”的打破是文学转型论还是文学终结论，这个问题所展现的，无疑是一种多元共生思维与线性思维的纠缠与冲突。

也许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可以莫衷一是。但是，经过“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既有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理论学科显然已无法再保持其固有的格局，话语转型与学科重构已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学术研究与文化现象间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如何同步学科设置与学术研究究竟孰轻孰重?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由于文学“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而再次得到人们广泛思考。思考之后，文艺理论学科、文艺理论话语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尚不能确知。但可以肯定，绝不会继续原来的样子!



参考文献：

[1]谢少波、王逢振.文化研究访谈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及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02(1).

[3]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C].中华读书报，2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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