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边界”问题（作者：杨德胜、杨光）

在反思、呼吁或坚守的多声部交响中，曾掀起广泛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2005年在中国美学、文艺学界依旧热度不减。在对围绕“新的美学原则”的争论研讨中，学术界展开了更多层面的思考。

“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与问题自2000年“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话题被提出后，围绕该话题已发表了百多篇论文。尽管人们在应该高度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这一点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由于“新的美学原则”的论争而出现的观念分歧却并没有消除的迹象。不同论者从各自立场和更多的角度出发，将问题引入了更深层面。其中，如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理解“审美”与“感性”的关系，就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

2004年末，王德胜发表《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一文，指出康德以降，由于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在人们对“审美”的传统思考中，“Aesthetics”原有的“感性”语义要素逐渐被忽略。他认为，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应当从美学首先是“感性学”这一出发点来进行；在反对感性享乐和欲望追逐的同时，也必须尊重正当感性利益、现实生活快乐等人的内在需要，警惕理性权利对于人的感性生存的窒息。显然，王德胜力图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现实来反思美学的基本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不少研究者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研究者直接把“新的美学原则”称作“快感说”的老调重弹；也有人通过考察“审美”在当代语境中的概念内涵，强调有必要重新从传统“审美”概念的内涵汲取力量，尤其应当坚持“审美”概念的超越性品格。在反对者中，毛崇杰在《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中认为，把鲍姆加通的“Aesthetics”看成感性学是一种误读，而这种“知识论的错位只不过是价值论错位的策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主要只是文化消费主义一种‘建构’姿态的颠覆谋略，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及意识形态反映，其主要哲学基础仍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反思美学的意义上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引出的问题确乎强烈冲击了既有的美学观念；美学需要根据现实的新变化进行某种重构，积极介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现实中，以便通过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来消除自身的弊端，发扬长处。张玉能通过区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精英化、大众化、市井化三个向度，强调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是美学的大势所趋，同时主张遏制市井化，引导大众化，规范精英化。陈望衡和吴志翔则提出，“应把种种审美现象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加以观照，提炼出一些新的概念组合，用全新的视角深入内部加以阐明，开掘出深层的美学意味，并且在批判意识和反思智慧的引导下，确立美学的价值基座，奠定美学的人类学或存在论走向。”杨春时也认为，消费性的大众审美文化具有民主化、大众化和消费性、低俗性的两面性，应在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时展开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而这一批判需要美学思想的变革，在不放弃审美的超越性、批判性的基础上承认“审美的身体性和娱乐性”。

伴随消费文化潮流而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制造大众日常感性需求、张扬日常感性生活满足并将其“欲望化”的同时，在更广泛的日常生活领域内“架空”了经典意义上超越性、非功利性的“审美”理想。面对这一“危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被“边缘化”的经典美学话语则“坚守”了理想性的审美价值立场，试图通过揭露大众日常生活感性需求的被操纵性，通过否定大众日常感性满足的“欲望化”、非理性倾向等，警醒日渐“沉沦”于世俗商业消费生活的大众。然而，这一“以守为攻”的批评方式不仅没能扭转其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命运，而且相当程度上使得经典美学话语自行隔断了与大众日常感性生活相沟通的道路。否定性的美学批评话语之于大众日常感性生活的有效性并不尽如人意。这里，理想性审美价值批判所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以及精英心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因而，在认识和评价“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的论争，其根本分歧在于：在被操纵的、欲望化的、非理性的大众日常感性之外，是否还存在正当的大众日常感性诉求？美学话语能否通过自身话语重构而找到积极有效的介入方式，真正把被双重遮蔽（审美本质主义理论话语的盲点以及消费文化之技术的和意识形态的操纵）的大众日常感性诉求的正当性确立起来？

文艺学的“边界”之争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展开，有学者将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反思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结合起来。

2005年初，《中华读书报》相继刊载了童庆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和陶东风的《也

谈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两篇对话文章，从而以论争方式将业已存在的文艺学“边界”问题为直观地呈现出来。童文认为，谈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美学”只不过是“食利者的美学”，将之纳入文艺学研究则是在鼓吹文学终结论。在他看来，文学现在虽然边缘化了，但具有独特审美场域的文学是任何艺术也无法取代的，“文艺学可能随着这些事实、问题和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如何变，都不会把文学抛弃掉，而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一些学者呼应了童的主张。如朱立元和张诚著文指出，当今社会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并没有导致文学的审美规定性边界和范围的消失，当代文艺学仍要坚守文学艺术的自律立场，以文学为中心而不能无限扩容。孙士聪则强调，“立足于经典文本的文艺学应该站在对当代消费文化现实保持清醒批判的立场，以经典文学文本为中心适当扩容并与文化研究形成互补关系，保持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适度的张力”。郝春燕也认为，以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

作为论争的另一方，陶东风则强调，“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新近发生的文化与艺术思

潮，为文艺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文艺学、美学应该正视而不是回避这些新问题；应“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对象”，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可以认为，正视而不是回避新问题，大体上是赞同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新的文化现象纳入文艺学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出发点。其中，金元浦所表达的建设多元共生形态文艺理论的理念，就让人印象深刻。他明确提出，把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视为对文学研究的取代或取消，实际是线性思维缺陷的一种表现；“文学的文化转向绝不是取消文学的本体研究，而是在多范式多话语共展并存的多元对话时代，寻找更宽广更具包容性更富于生命力的研究方式”。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文学“审美性”价值提出的挑战，表明了“艺术的民主化、审美的泛化，文学的大众化、生活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正具有与此种努力相类的意义，它展开了在理论上的某种理想性和批判性。这也正是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研究所由出发的一个基点。而“传统本质论以审美性作为文学区别于非艺术事物的根本特征，作为文学自律性的根本依据的观念，需要在历史变革的语境中重新予以厘定”。罗宏也认为，当前学术界普遍焦虑的核心，还是话语权的得失问题，而不是忧虑文艺学无法参与中国文学现状的失职。他指出，世俗化是当代文学现实的特征，而文艺学并没有真正潜心去破译这一现实，而是以批判的姿态坚持精英知识分子在精神生活中的立法者身份，拒绝承认当代大众有选择精神生活的权利，拒绝承认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而“如果我们拒绝现实，就只能为现实所遗弃，我们的学术探求也只能作为心灵的日记成为个人隐私，而不能作为公信的知识为社会分享。”

无疑，有关文艺学“边界”的论争只是某种表象，其背后隐含了更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对此，李春青在《关于“文艺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中表达得相当清楚。他借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指出这场论争本身具有新、旧话语权的争夺意味：从言说者身份角度来说，文艺理论研究模式和文化研究模式的对立，其实是“立法者”和“阐释者”这两种知识分子文化身份冲突的表现，其中包含着一元文化导向与多元文化共生之间的冲突。前者持守了人道主义和精英意识，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在学理上表现为一种审美中心主义和审美乌托邦精神；后者的言说立场则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意味，强调介入现实文化现象，但其价值立场的不确定或隐含性却使它很难达到预期的“批判”效果。

也许，正像张婷婷所强调的，在“守界”还是“扩容”以及如何划界问题上花费太大精力并没有太大意义。变革与超越本是学术发展的常态，在审美文化版图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面对现实，多发现、多提出真问题，多研究新问题，多反思自身理论的局限性，似乎更为重要。这也正是2005年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提供给我们的真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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